在这批文章中，陈独秀写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的不得了呵。”

然而，1915年9月15日，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曾颇含敬意：“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即泰戈尔），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从“泰蜜”到“泰黑”，陈独秀为何出尔反尔？

“泰戈尔专号”惹麻烦

19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后不断出访，曾赴日、美、英、德及瑞典。1923年初，泰戈尔助手、英国人恩厚之来华，向北大表示泰戈尔访华意愿，但北大无力接待，恩厚之只好去找徐志摩，徐马上与恩师梁启超商量。

梁启超1920年成立讲学社，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延聘西哲来华讲学，书馆年助5千元，可垄断演讲稿的出版权。有了钱，讲学社曾邀杜威、罗素、杜里舒访华，慑于泰戈尔的名气，梁启超立刻表示同意。

为了“预热”，《小说月报》在9、10月连推两期“泰戈尔专号”，连孙中山、阎锡山、逊帝溥仪、梅兰芳等都对此事高度关切。

但正是这两期“专号”，引起陈独秀的不满，马上回以《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即泰戈尔，下同）？》，称：“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

陈独秀似乎忘了，8年前，正是他最早将泰戈尔的诗译成中文，此时他却说“无论如何好好的文艺品，译成外国文便失去了价值，即使译得十分美妙，也只是译者技术上的价值，完全和原作无关。”连翻译外国文学，都一并予以反对。

陈独秀发飙，因“科玄大战”已至白热化，各派间正暗中角力。

被错划入玄学派

所谓“科玄大战”，始于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人生观”，批评“科学万能论”，4月12日，丁文江撰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回击。

“科玄论战”是“五四”后知识阶层的又一次大分裂，分成三派：一是以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认为科学只能指导物质生活，哲学才能指导精神生活；二是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认为哲学是空想，生活应由科学支配；三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唯物派，认为根本不存在“思想自由”。

讨论渐被异化成：谁才能救中国？是靠东方哲学，还是靠西方科学，还是靠唯物论？各方都认为自己唯一正确。

到1923年10月，玄学派已呈败势，而此时炒作泰戈尔即将访华消息，自然会引起科学派和唯物派的怀疑，认为梁启超想借泰戈尔争取青年，故迁怒于泰戈尔，并将其对现代性的批判误读为反西方文明。

胡适在给美国情人韦莲司的信中曾写道：“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胡适一向反感“西洋崇物质、东方重精神”说，认为全是偏见，他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类精神的重视程度远超东方旧文明。

虽此时“科玄大战”已变成胡适与陈独秀对吵，但在“黑泰”上，陈独秀仍视胡适为同道，1924年4月9日，在泰戈尔即将登陆前，陈独秀写信给胡，请他为“反对泰戈尔专号”撰稿，胡适虽未写，但也没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