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儿子

书乡：听说您刚刚从高邮回来。您在2007年已经编过一本《汪曾祺集》，这次又编了一本有关他的文学自传，今年还有一本《拾读汪曾祺》要出版。您是否一直把汪曾祺当成是研究的对象？

杨早：我的祖籍也是高邮，汪曾祺的母亲是我祖父的堂姑——他的母亲姓“杨”，我们算是远亲。其实在十年前，我一直比较排斥自己去研究汪曾祺。一个原因是我确实喜欢他的作品，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这层关系在，我很担心自己只会看到他好的部分，看不到弱点，这样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汪曾祺并不是一个容易研究的作家，他的重头在语言和气质，但语言和气质又是很难说清楚的。

书乡：您最早接触到汪曾祺的作品是在什么时候？

杨早：我最早读汪曾祺应该是1981年，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家里面订了《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期刊，我很爱看当代文学，阅读了不少新时期的小说。读到《人民教育》里选的《受戒》之后，当时就觉得这篇小说很不一样。它没有任何的主题意义，但是很美，让人心中久久不能忘记，但又说不出来它讲了什么，就像做了一个遥远的梦。那个时候让我感觉到“不一样”的小说一个是汪曾祺的《受戒》，另一个是阿城的《孩子王》。《受戒》不是那种会让人愤怒的小说，而同时期的有的作品都会让人产生愤怒的共情。

书乡：这本文学自传的书名是《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同时封面上还有一只桀骜不驯的鸟，这是不是都在有意避开汪曾祺身上最醒目的一些标签，而去突出他性格中可能不太被留意的那一面？

杨早：设计封面的时候，我们原本也找了一只汪曾祺画的鸟，去找汪曾祺的女儿汪朝授权时，她说：“可以倒是可以，但是为什么要用这只鸟啊？看着老老实实的。”我说：“老老实实吗？那您给我一只看起来叛逆的鸟吧。”于是她就给了我一幅，就是现在的封面。我一直反对把汪曾祺叫做“最后的士大夫”，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位的标签。另一本《拾读汪曾祺》的封面，我们也比较排斥书画或是雅致的风格，因为我们今年想讲的主题就是“不一样的汪曾祺”。汪曾祺身上有非常强烈的现代的一面，这一面是不太被重视、注意的。他身上的确有很强烈的传统文人气质，喜欢的东西大多也很传统，但是他骨子里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家——他是“五四的儿子”，而不是“旧中国的儿子”。大家容易看到汪曾祺文字表面的特点，他写美食、写玩儿，但是背后的联系是什么？他写食物、旅游后面实际上是有深意的。他关注小人物的生活，特别关注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也就是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他也不光只写了美食，郜元宝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与“恶食者”游——汪曾祺小说怎样写“吃”》，汪曾祺的小说里面经常写到一些“恶食”，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对美食的追求，他更关注吃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有时候，读者会觉得汪曾祺写得很轻松，写得很美，但其实他早就这么说过《受戒》：“一个人对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生活的观察，是不能用一篇东西来评量的。单看《受戒》，容易误会我把旧社会写得太美，参看其他篇，便知我也有很沉痛的感情。”

诗意·有趣·诚实

书乡：汪曾祺和今年同样迎来百年诞辰的张爱玲一样，他们的作品依然在被许多读者反复阅读，并没有仅成为文学史中的一个名词，被束之高阁。您觉得这么多读者喜爱汪曾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早：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是叶三写的“音乐故事集”《我们唱》，郭玉洁为她做了序，里面有一句评语很有意思，说叶三的文章是“一个冷冷的张爱玲，杂着一个热热闹闹的汪曾祺”。我们会看到，他们二人身上都有着很多标签，或者说刻板印象，比方说用“冷”或“热”来形容张爱玲和汪曾祺。读者喜欢汪曾祺，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他的作品中的“诗意”。“诗意”这个词现在也比较符号化了，人们常常说“诗和远方”——诗其实并不一定要在远方，汪曾祺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能让读者发现生活里就有诗。第二个原因是“有趣”，用汪朗的话来说就是“蔫儿坏”，汪曾祺的文章写着写着就要加括号。有个网友评价得特别准确：“这个作家自带弹幕。”这是他有趣的一点。这两点都是容易被感知的，但最深的一点还是“诚实”。汪曾祺到了晚年的时候，反复强调“小说要老实一点”，其实这就是京派作家的一个重要特点：诚实。诚实本身也是对作者的尊重，是与作者沟通的最好的方式。

书乡：汪曾祺在写作中对美好的事物保留、放大，您也提到过他是一个“过滤”式的作家，这与“诚实”的内核是否会产生一些冲突？

杨早：有些批评他的声音我听过，说他不崇高、不深刻、不伟大，会逃避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怎么去书写世界，是作家自己的选择，我不认为其中有特别强烈的高下之分。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盛行的80年代，文学负载了很多它不应负载的功能。小说是不是在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作家所表达的是不是和他的世界观自洽？我觉得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诚实”是“我怎么想我就怎么写”，“过滤”则涉及本身价值的设定，关乎有些事物能否进入到作家的文学世界里来。包括沈从文也是这样，沈从文是要建立一个“人性小庙”，坚持创作不能让读者绝望。

书乡：汪曾祺的文学生涯里，有“接续”和“变化”两个部分。我们会看到，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他的创作风格是在变化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是80年代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样子，他反复地重写作品，其中《异秉》就重写了三遍。我们应该怎么看他的“接”和“变”？

杨早：关于40年代的汪曾祺和80年代的汪曾祺对接的问题，这在学界是一个热门话题。我最近在写一篇论文，谈论汪曾祺1946年在上海的文学创作爆发期。这一时期，他基本上把他在80年代初期写的题材全都过了一遍。实际上这时汪曾祺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京派作家很容易发生这种转变，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喜欢艺术探索，会追求艺术、语言的先锋形式。进入社会接触现实之后，风格突然就变了。从《老鲁》开始，汪曾祺已开始用写实的笔调写社会中的小人物了。他进入文学写作的时候选择的美学风格，完全走的是现代派意识流，所以80年代意识流风行的时候，那已经是他几十年前玩过的。他的老朋友林斤澜说过一句评价，我觉得比较准确。他说，汪曾祺并不是放弃了意识流，只是他不太愿意直接去借用意识流。汪曾祺说过，现代主义不能不加改变地直接移植到中国来，那样和读者、土壤都会产生巨大的错位。

打捞散去的回忆

书乡：通过剪裁的方式，为作家编写一本“文学自传”，在形式上感觉很新颖。在“采撷、收集”的工作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杨早：前两天去上海书展的时候，我们约见了一位汪曾祺的学生。从云南离开后，汪曾祺曾经在上海的致远中学教书，这位学生如今也已经90岁了。汪曾祺当时教的还不是国文，教的是外国历史，一听我们都笑了，因为他在联大的时候历史都是勉强及格的。他的学生说，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汪曾祺在致远中学教书的时候，该去哪儿吃饭呢？学校周边并没有什么饭馆儿。我那个时候一下子也没想起来。分别的时候，我把这本书送给了他，后来他说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这个细节不是出自任何自述性的文章，而是在一篇散文《买廉价书》的片段里：当时一个负责扫地、打开水的工友包了几个单身教员的伙食。如果不做这种钩沉的话，这些有趣的小细节可能就散掉了，这其实对我们认识当时上海滩的独身中学教师的生活，也挺有帮助的。所以只要是可考的、能对应到时间的细节，我都会收集进来。

书乡：您即将出版的另一本新书《拾读汪曾祺》在编辑思路上有何特点？

杨早：《拾读汪曾祺》选了十篇汪曾祺和高邮相关的小说进行研究，有些我以前也写过，现在又进行了一些扩展。我第一次回祖籍高邮是在2001年，到今年这次应该是第6次了，每次去其实都有新的想法。我一直建议说，要了解一个作家，得去看他的故乡，看他走过的地方，哪怕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汪曾祺在晚年不断地回顾他的故乡，已经把他的故乡写成了一个世界。用我的说法就是：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传记作者。这种作者并不太多，比如鲁迅之于绍兴，沈从文之于凤凰，萧红之于呼兰河，也许张爱玲和上海的关系也算一个。他们在作品里建构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完全同步，又带有作者的想象和主观色彩。我想，既然高邮这么重要，那么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挖掘？高邮的这个点，算是我抓住的研究汪曾祺的一个点吧。很多人说，汪曾祺的名气比高邮大多了，但是如果没有高邮，也产生不了汪曾祺这样一个人。

（原标题：汪曾祺是骨子里现代的作家）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曾子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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