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5月，顺天贡院考棚荡然无存，仅明远楼尚存。张伯林摄

　　1902年，被破坏的考棚

　　庚子事变后，顺天贡院至公堂被毁坏

　　尚未被破坏的考棚。考棚按《千字文》顺序，一左一右排列，如照片中所见的“拱字号”“道字号”。选自1902年出版的《穆默的摄影日记》

　　末代状元刘春霖

　　庚子事变后，顺天贡院考棚已成断壁残垣

　　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书法作品

　　顺天贡院考棚被拆除后的砖瓦与仅存的明远楼

　　光绪甲辰恩科殿试大金榜。殿试后揭晓进士名次的榜单称为“金榜”。金榜分大、小两种，大金榜分别用汉文、满文写成，加盖“皇帝之宝”用于公开张挂；小金榜不加印，仅供皇帝御览和举行典礼时宣布名次使用

顺天贡院位于北京内城东南角，即今天的建国门立交桥西北侧。建成于1415年（永乐十三年）的顺天贡院，既是顺天府乡试处所，也是全国会试场所。

明清时期，顺天贡院建筑群规模庞大，仅次于紫禁城。位于贡院中心的是三层楼的明远楼，这是贡院内的最高建筑。考试时，负责巡视、监考的官员登上明远楼，居高临下，考场内外的情况便可以一览无余。

分布在明远楼两侧的是整齐排列的号舍，也就是贡院建筑的主体——考生考试和住宿的地方。随着考生的不断增多，明清两朝的号舍规模也不断扩大。明万历年间，号舍达到4900间；清嘉庆年间，号舍已超过9200间，光绪年间，号舍更是多达16000间。

据《清朝进士题名录》，清朝共举行会试112科，经殿试录取进士26849人（不包括武科进士）。这2万多名进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顺天贡院参加会试，继而金榜题名，踏入仕途的——除了清末的最后两科进士。

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侵略者在北京城肆无忌惮地烧杀抢夺，顺天贡院也没能逃过一劫。占据贡院的德军大肆破坏，天天拆房，将建筑材料变卖，短短几个月，这里便成了一片断壁残垣。

次年3月，顺天府尹徐会沣等向身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报告：“京城贡院房间号舍并剩存号板等物，自上年（1900年）八月以后，屡被德国洋兵拆毁，用车直抵贡院内运取物料，日无休息。……当经臣等咨请庆亲王奕劻饬翻译官往向德国兵官商阻。无如德兵难以理喻，仍日用大车前往拆卸房间，运取木料砖块，无法劝止。”

作为明清选拔人才重要场所的顺天贡院，就这样毁于侵略者之手。最终贡院号舍“十毁八九”，仅残存明远楼、至公堂、监临堂等建筑。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八国联军撤出北京，顺天贡院交还给清廷，此时，考棚俱毁的贡院已经完全无法使用。

元气大伤的清廷无力重建顺天贡院，为了解决顺天乡试和全国会试的考场问题，慈禧太后决定“借棚调考”。1902年顺天乡试、1903年全国会试和1904年的甲辰恩科会试，都改在开封的河南贡院举行。

除了财政拮据，清廷没有重修顺天贡院还有一个原因——顺应大势，推进新式教育。

早在1901年9月，慈禧太后已发布谕旨，各省在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开始施行，史称“癸卯学制”。到1905年，全国已设置新式学堂8000余所，在校生25万余人，其中北京大中小学堂已达130余所。

与此同时，科举考试也有所变革。1903年、1904年的会试试题中，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增加了中国政治史事论，以及财赋、商务、刑律等西学内容。可惜，效果不尽如人意。

1905年9月1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故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第二天，光绪帝准诏。至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而1904年甲辰恩科进士也随之成了历史的绝响。

身处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中，这些末代进士的命运注定迥异于前人。最典型的末代状元刘春霖，一生并不怎样扬眉得志。如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书法。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同样政绩乏善可陈，书法可圈可点。

科举制度终结后，顺天贡院亦随之无人问津，一度荒草没膝、蛇鼠横行。1906年，朝廷将这块南北140余丈、东西60余丈的土地，划拨给学部办理学堂，可惜一直没办起来。1909年12月，贝勒衔贝子溥伦上奏，请求在贡院旧址建设资政院，朝廷同意。溥伦请来德国建筑师库尔特·罗克格（Curt Rothkegel）设计图纸，并进入了施工阶段。不承想，刚刚打好地基，清王朝就灭亡了，资政院大楼项目无疾而终。

民国时期，贡院旧址上建起了溜冰场、商店、民居。现如今，周边车水马龙，异常繁华。曾经的顺天贡院，只留下了贡院西街、贡院东街、贡院头条、贡院二条等街巷名称。

（原标题：贡院之劫）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张永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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