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中医针灸学院院长:新冠治疗让英国人重新认识了中医
英国伦敦中医针灸学院院长王天俊教授,自2020年3月率先组织发“英国中医抗疫援助行动”。至今该团队100多名中医已经咨询援助了上万人,用中医中药治疗两千多人,其中确诊新冠病人约500人。近日王教授接受专访,介绍了中医药在英国抗击新冠疫情的贡献以及未来的发展。
针灸银针 新华社发(拉赫尔·帕特拉索摄)
Q: 请您介绍下中医在英国抗击新冠疫情做的工作?
A:我们从2020年3月6号开始,牵头组织了一个英国中医抗击新冠援助行动,我们在英国是第一个团队组织抗疫援助的,然后有一些个人和团体逐步开始了类似抗疫援助活动,接受了华人华侨以及本地西人的咨询。我们在9月6号开个总结会,正好半年时间。一共在网上接受咨询的人数大概在6000人次,治疗人数大概在1000多人。
后来英国第二波疫情出来以后,我们继续升级服务网络,在全英各地组建了20多个微信群,直接的咨询帮助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大概到1月份为止,我们接受咨询的人数超过一万人。通过远程网上的咨询,打电话,微信看实拍照片等,提供各种中药治疗,帮助人数超过2000人。其中确诊新股病人有几百个。我自己远程诊疗帮助的新冠确诊病人有几十个。
Q:在您治好的这些新冠患者当中,有没有本地的英国人?
A:当然有。其中一个典型的是来自当地NHS医院的一个工作人员劳拉感染新冠,她知道我是因为其家里人曾经是我的病人接受过治疗。因为英国的轻症病例是不做治疗的,只能居家隔离。她很焦虑,担心万一发展到重症,所以找到我说,王先生救救我。我就通过网上会诊,邮寄中药,指导康复治疗。第二个星期,因为邮寄耽误,她没有收到中药,很是焦急。我就另外配了一副,开车送到她家,救了急。她一共服用了四个星期的中药后完全康复。复查结果是转阴性后又回到医院工作去了。我们团队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Q: 针对目前英国第二轮疫情,咱们中医药做了什么工作?
A: 以前我们是被动式的,把中医师名单发出去,然后华人如果有需要了直接联系我们。第二轮疫情下,我们在大使馆的支持下,成立了覆盖全英的20多个微信群,比如伦敦我们有4个群。这些微信群统一叫英国中医抗疫援助网群,让学生和家长加入群里面,万一有什么情况就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每个群里面都有一些我们团队在当地的中医,他们大都参加了第一轮的抗击新冠援助工作,都有经验,而且他们都在英国有中医中药执业资质。
Q: 能否介绍下中医药在英国发展情况?
A: 虽然从各种由于历史原因文化原因,西方国家包括英国对中药的使用还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允许草药在一对一的咨询诊断后使用。因为传统上英国人也用草药,正常的使用草药是合理合法。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中成药是允许在英国销售的。
Q: 除了华人华侨,英国人有主动学习中医药的吗?
A: 跟我们联系咨询的,开始还是以中国人为主,然后陆陆续续有本地人来咨询。到现在10个咨询者里面有两到三个是西人,原来是不到10分之一,比例在稳步增加。另外愿意学习中医药的西方学生也在增加。
西方人总体来讲对于中医中药,对中国了解的都很少。这一次新冠治疗是一个契机,因为中医药在救治上的确有效,所以知名度在英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最近我们在筹备成立伦敦中医针灸学院。英文名字叫London Academy of Chinese Acupuncture.
我们希望不断扩大中医中药影响,由我们在国内受到过系统全名教育和临床经验的中国中医直接去教西人,让西方人来学习我们正宗的中医中药。
我们已经做好各种准备了,已经完成了政府注册,公司注册,还有网站建设。这也是英国目前第一家完全由正宗的中国中医博士来提供三年制中医基础教育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我本人,我的合作伙伴,我们的骨干老师都是在中国获得过中医药大学的中医针灸博士学位并在英国有十年以上的临床和教学经验的老师,我本人和部分老师还是国内中医药大学的客座教授,可以确保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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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体验中国防控:我从“被污染”的欧洲出发,经历了中国的极严新冠隔离手段
香港《南华早报》1月13日文章,原题:我从“被污染”的欧洲出发,经历了中国的极严新冠隔离手段: 去年11月,我在布鲁塞尔接到远在上海的哥哥的电话,得知父亲得了癌症,我需要尽快赶回去。但世界正被一场大流行病所吞噬,而我正身处一个病毒蔓延的大陆,那里高居中国的不受欢迎名单之首。
为了登上为数不多的价格高昂的航班,我必须通过两项新冠病毒检测。一个是鼻拭子采样,另一个是血液采样,均要在出发前48小时内在中国领事馆批准的实验室进行检测。中国规定,所有入境旅客都要接受为期两周的严格隔离,特别是来自欧洲国家的人。
去年夏天,我在瑞典过了几个月。在那里,似乎只有神经过敏的人才会担心新冠疫情。只有一次,我在购物中心看到一群医务人员对人们进行检查。那是为了检查头虱。
我花了两周才办完乘坐中国航空公司航班所需的手续。当我在阿姆斯特丹登机时,本以为会见到笑容可掬的空乘,没想到看到一队从头到脚都裹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他们非常谨慎,我感觉自己像是被绑架到UFO上的可疑标本。
乘客多数是中国人,许多人全副武装。每个人都是带着两份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上飞机的,这个机舱一定是欧洲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中国乘客也会按照指示尽量待在座位上,甚至在12个小时的飞行中不去上厕所。
机组人员在飞行过程中不能脱掉个人防护装备,最好穿上纸尿裤。一名空姐告诉我:“穿上这套衣服,我们可以来回飞,不用每次都隔离14天。但穿成这样工作可不好受。”
飞机降落后,海关人员走上飞机,检查是否有人生病。接着我们排队进入检测站,得到一个二维码,再接受护照检查。几乎所有环节都是经过防护的、非接触式的,线路经过了精心编排。工作人员把我们带上指定的大巴车,再送到隔离酒店。走进酒店房间时,一名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我刚经过的走廊上喷雾消毒。我问她是否是因为我才这么做的。“是的”,她说,“有新来的人,我们都要对走廊消毒。”
在我入住期间,消毒人员每天对走廊进行6次喷洒,木板和地毯因此变色、褪色。机器发出嗡嗡的声音,让我感觉像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人员每天也会对我的房间进行喷洒,因为我可能会把病毒沾到丢的垃圾上。每天医生会来查看两次,记录我的体温,我隔着门报体温读数。有一次,她要求当场测量,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抵达中国那天,父亲和哥哥站在我隔离的酒店外面,在街上向我挥手,然后去医院做救命的手术。
隔离的最后一天,酒店要求我支付7000元的食宿费。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每天500元的费用似乎并不能弥补经营一家四星级酒店之外的消毒和后勤保障的巨大工作。
酒店给了我30分钟时间,按照单程出发的路线:放下门卡,沿着标示的路径,不碰任何东西,尽快从正门离开。自由自在地,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上海的人海中。
明媚的清晨,人们赶着去上班。地铁、商店和办公楼的电梯挤满了人。恍恍惚惚的,我走在一个没有新冠病毒的华丽大都市里,熙熙攘攘,感觉一切都那么熟悉,似梦非梦。
我见到了哥哥,去探望了父亲。他的手术成功了,当时已恢复了一个星期。
在“自由和民主”的欧洲,人们生活在疫情阴影的压抑当中。而在中国,人们几乎完全不受禁锢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病毒的影响。他们可以自由地拥抱、聚会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