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患关系引发全社会持续关注的背景下，一个从故纸堆里发掘医学历史的微信公众号“医史微鉴”悄然走红。从当下的《医患纠纷实战真题集》，到《清朝“医闹”：也有“打砸抢”的大场面》“，文章阅读数最高已突破10万。它的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这个多年行走在医患冲突第一线的外科医生，用历史关照当下，试图为严重撕裂的医患关系发掘弥合的契机。

“什么时候餐桌上没有地沟油了，医患关系就好了”

杨震的办公室外贴着“纠纷接待室”的指示。为了便于在纠纷场面濒临失控时跳窗逃生，这个办公室特意设在了一楼。2011年，他跳过两次，2012年，逃生通道开辟，这位主管医患纠纷的医务处副处长终于不用再跳窗了。

在一次讲座上，杨震给现场的医学生们展示了手上的伤口。他总结说，自己每次被抓伤都是在医患纠纷爆发的高峰前，因此，他用手上的伤口“预测”医患纠纷高潮的到来。

然而，谈起医患纠纷，这个常年处在风口浪尖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却异常平和，“如果你跳出来看医患纠纷，就会发觉它只是转型期整个社会矛盾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

杨震：

讲课的时候，经常有学生会问，老师，你觉得医患关系什么时候会好？我回答他：“什么时候餐桌上没有地沟油了，医患关系就会好了。”

如果你把医患纠纷单单拎出来看，会很困惑；但如果跳出来，去看整个社会面上的情况，就恍然大悟了。2009年，为了建立第三方医患纠纷调解机制，我到上海市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从另一个层面观察医患纠纷，我发现它只是转型期整个社会矛盾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多医护人员不知不觉也在参与这种矛盾的制造，比如医生上班的时候被患者打骂了，他下班之后可能就会在网络上骂患者，骂公务员等等……整个社会舆论就表现出了这么一种无序的状态。

我们从整个社会面上去看，医患纠纷是不是排在第一位的矛盾？肯定不是。那么发生了恶性的伤医、杀医事件，我们是不是会得到全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肯定不会，甚至都不一定能吸引全社会的目光。医务工作者，医学领域的所有人，在整个社会中只是很小的一个群体。

“医学界的愤怒已经足够多了，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应对”

学西医出身的杨震，案头总是放着不少古意盎然的线装书，“清末西医的资料也是线装书。” 今年6月，医生杨震在上海档案馆的活动中做了一次演讲，谈自己怎样结合工作经历来探究医疗史。为什么会去研究历史？杨震说，首先是为了“救自己”。而当他把自己的探索心得通过“医史微鉴”传播出去的时候，在和圈内同仁的彼此激励中，这些富于人文光芒的医学“史鉴”就不单是一个个人的表达，也渐成一种呼声，“医学界的愤怒已经足够多了，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应对。”

杨震：

因为我主管这个（医患纠纷），平时接触的太多了，有时候群体冲击的场面非常可怕，而我们能获得的支撑少得可怜--社会的支撑，包括强力机关支撑都很少。那个时候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保命，这是件很悲哀的事情。作为一个个体来说，要么逃避，不干了；要干下去，就要考虑改变，得扭转自己，让自己获得一个心理上的平衡。

我自己有点爱好，喜欢看书，那就强化自己的爱好。业余时间研究医学的历史，对我这样一个从事医疗管理的人来说，帮助非常大。除了站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去理解医患关系外，我们还需要拉长视角，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近代西医刚开始传入我国的时候，一开始老百姓也不信，为什么后来信了？当时的老百姓比现在苦得多，甚至吃不上饭，但他为什么没有举起屠刀？这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先辈也在反复进行尝试，特别是西医进入中国的时候，现代医学和我们很多数千年沿袭下来的文化基因一直在磨合--磨合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我们是可以直接拿过来使用的，因为它原原本本地就产生在我们这个国度，产生于我们这个文化语境。

标题党地去说“医院草菅人民”，一定会死得很难看

除了在网络上撰写文章，杨震也乐于到其他医院和医学院去做讲座。在他看来，网络时代的恶性伤医、杀医事件既冲击着现职的医护工作者，也严重冲击着年轻的学生--而他们，是整个医学界的未来。

杨震：

从论坛时代、到微博时代再到微信环境下，医患双方的表达模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比如论坛时代，是一个标题党的时代，越恶劣越负面越仇恨的东西越吸引眼球。那个时候会出现《某某医院草菅人命》这样的帖子，然后大量的水军出来顶帖，医院焦头烂额，没有办法解释。在那个年代，医院很怕医闹上网，因为无法辩解。

进入微博时代，事情出现了扭转，微博的设置可以评论、转发、@，就不是一方能够完全主导信息传播了。你可能会发一条微博，说某某医院如何如何，但随之而来会有大量医务人员来“辩解”。以前一个医闹的帖子到各种论坛发，他们可以会花钱雇水军去顶帖；而在微博时代，这样的微博一旦被医学界的大V转出来，@几位同行，剩下的事情就不需要医院去管了，会有大批年轻的医务工作者、医学生轮番“轰炸”，原始的发帖人可能一夜都撑不过去--这种现象不单在医学界存在。

在微博上，不大有人敢标题党地去说“医院草菅人民”这种话，因为一定会死得很难看；不过在微信里，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标题党”时代，而且更厉害的是，你无法直接评论。

你认识的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传递负面信息……

杨震：

这种变化也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十几年前，有一个负面的伤医杀医事件，我们作为医护人员，心里会很难过，但这种难过不会持续太久--你看报纸，看过之后放下干别的了，你不会把报纸挂在脖子上，五分钟看一眼；但现在不一样，大家有手机，刷微博刷微信，五分钟看一下的低头族不在少数。

更大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可以即时地，持续地获得信息，而在于我们获得信息的来源是同质的。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打开手机看看自己关注的“圈子”，基本都是同行--大家的想法和行为有强烈的趋同性，一个恶性的伤医杀医事件发生后，我们接触到的信息大部分是同行发出的。

这时候，我们自己（包括本人）也会发牢骚，可能说一些过激的话；从心理上来讲，这有利于短时间内我们情绪的释放。但现在的问题是，你认识的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做这件事，大量同质的负面信息同时在这个网络圈子里传播，形成了一种“二次打击”。这种“二次打击”的能量远远超过事件本身。现在一旦有负面事件出现，几乎每一个医护人员都会在遭受第一次打击之后，紧接着再遭受第二次打击。

我现在去医学院讲座比较多，在一个暴力伤医杀医事件高发的时期，不光是医生受到冲击，医学生也受冲击。他们没有工作经验，自我调适的能力也比较低，这如果没有人去给他做疏导，他们受到的心理伤害更大。他们现在天天耳濡目染都是负面的事情，一些观念可能会扭曲；如果他们都愿意不做医生了，或者心态发生了负面的变化，会非常可怕。也就是说，五年、十年之后的医生，会是怎样一种状态？然后他们又会成为他们那个时代学生的老师……

【文摘】

当医学面对赤贫和绝望

最近，读到北京大学谷晓阳、甄橙、刘继同等学者编译并发表的《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1927-1929年度报告》（《社会福利（理论版）》杂志）。尽管我收集阅读过很多中国近代医学史料，但是，这份报告依然给我极大的震撼。

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于1921年5月正式成立。在中国不仅创办最早，也是办得较好的。

《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1927-1929年度报告》展示了，在那个艰苦时期，医界是如何在各种力量支撑下构建“和谐医患”的--

个案记录I

一位34岁的已婚男子。住院号：No．25631

临床诊断：腹部枪伤。

社会调查：在病房访谈病人；与警察会谈；与病人妻子在病房谈话；在病房与病人父亲谈话。

研究发现：病人是位需要养活妻子与女儿的农场杂工；病人与父母居住在同一个镇子，他们靠20亩地维持生计；病人在帮助抓捕强盗时受伤；警方在病人伤病期间有义务给他家庭经济救助，但是如不加以力促，警方有推卸责任的倾向；因为病人的伤情，这个家庭没有过冬的冬衣。

主要问题：

他是位暂时处于无能力状态的男人。

他没有应付意外事故的多余钱财。

提供服务：

1．在病人尚未愈期间，安排警方养活他的妻女。

2．安排由警方支付病人居住男调养院的费用。

3．向病人的妻子赠送衣服。

4．安置病人入住男调养院，直到他伤势痊愈。

5．安排警方帮助病人开始从事小商贩的生意。

服务结果：因为由警方支付费用，病人得以逐渐康复，身体状况恢复良好。

（摘编自“医史微鉴”的《当医学面对赤贫和绝望》一文）

来源：北京晚报 主笔：张棻 插图：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