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了吉斯和吉姆

要说红旗轿车，就不得不提当年它的“竞争对手”前苏联的吉斯牌轿车。吉斯车是斯大林格勒汽车厂生产的高级轿车，吉斯这个“斯”，就是“斯大林”俄文的第一个字母。在老北京人眼里，它不亚于当年皇上坐的一百零八抬大轿，是北京城里第一等的轿车，能坐吉斯的，屈指可数。在大家眼里，二等的，是前苏联另一种牌号的轿车，老北京人管它叫吉姆，其实应该叫做：吉莫。它是莫洛托夫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这个“莫”，是莫洛托夫的第一个俄文字母；那个通用的“吉”，是俄文“汽车”的第一个字母。老北京人给一类物品起名字，不但讲究顺口，而且要成串儿。于是，在那年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产的“奔驰”，在他们的嘴里就成了“奔斯”，为的是和“吉斯”成龙配套，“吉斯”、“奔斯”，多么的搭配。至于改嘴为“奔驰”，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了，“奔斯”也就成了老北京人的记忆。

就在前苏联高级轿车平趟北京地面的时候，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造出了红旗轿车，一下子红遍全中国，灭了吉斯和吉姆，捎带手也灭了“奔斯”。紧跟着，上海出的上海牌轿车顶替了伏尔加轿车，风头也很盛。至此，老北京人的眼里，这个红旗三排座轿车，才真正可以和当年皇上的一百零八抬大轿平起平坐。而且，大家说起红旗轿车，眼神里总是放着得意的神采，中国不光有俩轱辘的轿车，还有了四个轱辘的轿车：要知道，打明朝开始，北京城就有了老式“轿车”，不过，那年代人们眼里的“轿车”，其实就是骡马拉着个带轱辘的轿子。

警察见了“红旗”就紧张

那时红旗轿车有两种型号：两排座的和三排座的，三排座里面还分成防弹的和不防弹的，坊间夸张的说法是，防弹的底盘有七吨重，炸不透，也炸不翻。两排座的是部长坐，三排座的，当时能有资格坐的没有几个人。我12岁时，沾一位老邻居的光，坐过一次三排座红旗轿车，在西长安街上走，所到之处，警察那叫紧张，因为不知道车里头坐着谁。那红旗轿车，确实棒，豁亮、大气、沉稳，作为国家的轿车门面，绝对拿得出手。他跟我竖着大拇指说，“这车绝对不比日本车次！”那是1964年。

三排座红旗车，司机和后面的座位中间，有个电动按钮，一按，轻轻升起一道防弹玻璃，一直升到车顶，这样一来，前后就隔绝了，说什么话，前排座司机也听不到。中间的第二排座，是虚的，用的时候，把它从司机后面的挡板儿上放下来，翻译就可以坐下，和司机背对背，和最后面的人脸对脸。不用的时候，就两排固定座椅，宽敞舒服。大家开玩笑说，个子矮的，可以当床睡在车里。

我最喜欢车窗两侧的乔其纱小窗帘，用上下两排钢丝抻齐了，挂在那里，用的时候，随手一拉，不用了，再顺着一扯，恢复原状。即使把窗帘拉上了，轿车里面依旧很亮堂。在那个时代，车里就有长短波，有电热型点烟设备和很考究的烟灰缸。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站在北大红楼前头，瞧三排座的加长红旗轿车路过，它走起来，跟轿子移动似的，稳稳当当，很有一股威风。胡同里的老人说，当年的皇上，可没有这份儿福气。另有一派老人说，皇上要是有了国产轿车飞机和大炮，就不会下台了。是啊，谁代表了先进生产力，谁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红旗轿车轶事

在那时候红旗轿车是中国人眼里“最高贵”的轿车，所以，围绕着它，在老北京有不少口头文学流传，实际上并非捕风捉影。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市要召开个工交业务会，各大厂领导也列席。因为临时有事，主持会议的一位大领导到晚了，红旗车停进停车场的时候，他突然全身一激灵，此前已停了一辆比他的红旗车还高级的红旗车，就是说，来了一位比自己级别高的领导，这是怎么回事儿？下了车，他没有直接到主席台正中就座，而是进了礼堂的大门，站在大门口朝台上望，台上空空，因为这天的会议，台上就一个桌子一把椅子；他扭头去了后台，并没有贸然露脸，而是细细看下面的与会者，也没有发现坐红旗车的面孔，这下，他提着的心又回到了原位，咳了一声，走到主席台上，开口说话了，“开会前，说个题外话。谁？今天开着红旗来的。”“我——”一位汽车厂领导站了起来。“这车，哪儿来的？”“您说过，北京要迎头赶长春一汽，我们去了一汽，借了辆最先进型号的车，打算研究。”“你坐着它到处招摇，经谁批准的？有组织观念吗？”“我错了。”“红旗车就地封存，开完会，你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明天交出检查。好，下面我们开会。”这位领导被来路不明的另一辆红旗弄得心惊肉跳。由此可见，红旗车当年在人们心目中代表着什么。

有一件事，跟我叔叔有关,1976年陨石雨后，他那时候负责王府井的保卫工作，当天，有警卫报告，说有一辆大红旗突然停在马路边上，但等他们赶过去时，车已经开走了。那时王府井百货大楼前，是个不大的专用停车场，你要是来了红旗车，在停车场里一泊，马上会有专人过来守护。后来才知道，那天去王府井的竟是毛泽东。原来那天毛主席突然对身边人说，备车，要出去看看。工作人员问，去哪里？毛主席提出要去王府井百货大楼转转。加长的三排座红旗，出了中南海奔东，到了百货大楼前面的马路边停住，他轻轻掀起乔其纱的帘子，看看百货大楼，一会儿便放下窗帘，低声说，“回去吧。”这也是我叔叔赶到时没看到车的原因。这也是那个年代，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少有的走出中南海的时候。

80年代红旗车突然没影了

人民大会堂的北门，历来是宴会厅的专用门，晚上，这个门的里里外外，只要灯火辉煌，就会有很多的红旗车，一辆挨一辆，排在第二层高台阶的停车位上，停不下了，就停到马路边的松树林里。只要北门打开，从外面就可以瞧见铺着红地毯的楼梯，那是直通二楼宴会厅的。大概是1980年前后，一天晚上，我从北门经过，惊奇地瞧见高台阶上一水儿的奔驰奥迪，马路旁松树林里隐着皇冠。红旗车，自此没影儿了，红旗轿车的跟班儿上海轿车也同时进了车库。

红旗车停产，我有机会乘坐过顶替它位置的奔驰三排座和大奥迪，平心而论，确实很不错，乘坐很舒服。但是总觉得，还是红旗轿车更能给中国人以特有的感觉——舒坦。一字之差，心境大不同，舒服是小气的感受，舒坦是大气的享受。我想这份心境里也一定有着我们那代人对红旗车的特殊情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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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张征/文 CFP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