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中的文昌庙石碑。颐和吴老 摄

明清时期北京的文昌庙位于帽儿胡同（今东城区），始建不详，景泰五年（1454）重修过，明成化十三年（1477）再次重建，重建之后明宪宗朱见深为此庙命名为：“敕建护国帝君庙”。当时，明宪宗朱见深写了碑文并赋诗一首。明宪宗在碑文里讲述了重建的原因：“都城艮地有梓潼旧庙（文昌帝君又称“梓潼帝君”），其官民士庶祈籖（qiān）者络绎不绝，历有灵验，惟殿宇窄狭难于瞻礼。”文昌庙非常灵验，但殿宇窄狭，于是为了显示“帝德”，明宪宗重建了文昌庙。

清嘉庆六年（1801），再次大修文昌庙，并将损毁的明成化年御制碑重刻。根据记载，重修文昌庙后，嘉庆帝还谕旨内阁：“京师地安门外旧有明成化年间所建文昌帝君庙宇，久经倾圮碑记尚存。特命敬谨重修，现已落成，规模聿焕。……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著交礼部、太常寺，将每岁春秋致祭之典及一切仪文。仿照关帝庙定制。”可见，清朝嘉庆皇帝非常重视文昌庙，每年春秋遣官到此祭祀。

文昌庙历经沧桑，其前部早年被建为帽儿胡同小学，后殿也成为了大杂院，不过，幸运的是，清嘉庆六年重刻的石碑还立于原地，石碑周围如今都是平房。

石碑通高近4米，碑的阴面（北面）无字，南面则有碑文，且保存情况较好，通过辨认，正是嘉庆皇帝大修文昌庙后，重刻的碑文。

这块碑文将石碑的珍贵凸显无疑。首先，清代嘉庆帝重刻了明代碑文，这从碑额题字“重刻明成化敕建文昌庙碑文”便可知。也就是说，碑文有两部分，一部分补录了明宪宗朱见深当年重修文昌庙的碑文，另一部分则是嘉庆朝刻的碑文。明代碑文详细记录了明宪宗建造文昌庙的原因和经过，甚至谁督建、谁出钱、建好后神像如何摆放等甚是详尽，末了宪宗还赋一首长诗作为结尾，这是非常少见的。通过明代碑文可知，明宪宗当年大修文昌庙后，在正殿里塑了他生母周太后的像（“新像圣后皆与于后殿之内”），并在诗中祝福母后寿与天同（“圣母弥寿如天同”）。

清代为何重刻明代碑文呢？有两个原因，当时文昌庙破旧不堪，在重修时，“掘地得敕谕原碑”，可惜原碑“断烂漫灭不可复完”，只好依照原文补刻。哪里找原文呢？明末清初冯可宾的《明一统志》中有该碑的原文。

第二，嘉庆在碑文中谈到，明宪宗“其朝多耆彦、蠲（juān）赋省刑”，即在明宪宗时期，朝中有很多德高望重的大儒，整个社会轻徭薄赋，明宪宗的仁政也是嘉庆所为之事。因此，嘉庆非常重视文昌庙的重修。

另外，碑文中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注意，嘉庆朝所刻的碑文是嘉庆老师朱珪撰写，并由大学士刘墉书丹，可见嘉庆皇帝对此事的重视，清重刻明代碑文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也为后人如何保护古代石碑提供了借鉴。而且，碑文也是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独特记载。碑文里提到了靖恭坊，它是明代北京城内的行政区划，如今南锣鼓巷以西在明代为靖恭坊；碑文有“厚载门外桥北东转为提督衙门街”一句，这句同样内涵丰富，“厚载门”就是地安门，“桥”指的是“万宁桥”，如今帽儿胡同西面曾经是“提督衙门街”。

一段短短的碑文，记录了明清两代的诸多历史，可见石碑的珍贵。可惜的是，在这块石碑外，新立着一块文物解说牌，其内容却将石碑的历史张冠李戴，大大掩盖了石碑的珍贵之处。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颐和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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