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某日，我偶然读到横滨玛丽的故事。这位面敷白粉、身著洋裙的日本老妇，年轻时是为驻日美军提供服务的慰安女，老迈后拖着两包仅有的家当，游荡在横滨街头。她受尽孤独和歧视，也体会过怜悯和爱，最后在敬老院里默默死去。这故事让我感动落泪，回想良久，并萌生出一个写作冲动。于是，几年后，有了《朱三小姐的一生》。

与横滨玛丽相似，朱三小姐年轻时是妓女，栖身于三十年代上海的朱葆三路。老去之后，成为浓妆的怪老太，幽灵一般游走在东方都市的街头。但朱三小姐不是横滨玛丽。我无意于仅仅复述事实，渲染苦难，因此便在开篇埋下了核心表述：“每个人都在等待朱三小姐死去。她已老瘦成一把咔啦作响的骨架子，却仿佛永远不会死。”

是的，《朱三小姐的一生》的核心，基于一个超验设定：因为背叛了对好姐妹的承诺，主人公活在一个巨大的诅咒之中——那就是，她永远无法死去。祈盼长生不老是人类的本能，有人甚至为此而穷尽钱财精力。但永生带给朱三小姐的，只是痛苦和虚空。亲人逐一亡故，仇人也挨个死去。时间收割每个人的生命，却独独把朱三小姐遗漏下来。

“接连的冬天里，都有黄粉笔圈，在路上，在树底，在下水道格挡边。扎白腰带的子女们，抬了遗像，放了鞭炮，沿街哭一哭，隔日便跟没事人似的，继续他们的生活。下象棋的老头，死了一个，又死了一个。点心铺的老板娘，废品站的阿婆，烟纸店的长衫先生，相继死去。他们的小生意一起死亡了，门面变作便利店、鲜花店、贴膜店。老虎灶的大伯也死了，老虎灶收归国营，随后关了门。开起一家冒充法国来的面包店。倒闭后，换作服装店，又改为美甲店，再次倒闭，转让给修手机的。染黄发的小哥，终日坐在柜面上，拿手机看连续剧。店门外，易拉宝广告旁，换了一拨老人下象棋。”

朱三小姐也更老了，却仍在没完没了活着。她如同西西弗斯托举巨石一般，承受时间日复一日的无意义重压。活着是为了什么呢？苦难又是为了什么？透过朱三小姐的一生，似乎能看到人类生命的荒诞：我们像是被随意抛到世上，白白承担劳苦愁烦，然后无意义地消逝掉的。

英国作家托尔金认为，死亡是造物主最好的礼物之一，因为人类天生的本质无法承受不朽，“延长存活时间就像将一段金属丝不断拉长，或把黄油越抹越薄，这会变成无法忍受的折磨。”如果人类永远不死，活着这件事情就丧失了意义。时间的流逝丧失意义，成长的喜悦、衰老的忧伤、劳作的辛苦、暂时的得到与失去，对生活可能性的期盼与失望，全都丧失意义。不死的肉体，只配拥有懈怠和疲惫。

在此意义上，我这篇万把字的小说，并不直接提供答案，而是希望读者停顿下来，进行自己的思考。在思考死亡之后，关于生命的形而上辨析才能展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

书中另一篇小说《换肾记》最初的灵感，来自一则电视新闻视频。一名拒绝为尿毒症儿子换肾的母亲，与儿子儿媳在镜头前激烈争执。我觉得有点意思，随手把文字版保存到素材文档里。若干年后，我翻检文档，挑它出来，写成了《换肾记》。

写小说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复述新闻。我在这里感觉到一个人性的破口，底下有暗昧模糊的东西涌动。这当然无关道德判断。我甚至想冒犯这样的判断。因为在轻松做下的判断中，多的是漠视、曲解，乃至绑架。而小说正是要与此为敌。

有读者惊呼：母爱都是无私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母亲。事实上，《换肾记》中的母亲严素芬，约莫处于人性的中值。写作过程里，我搜索过相似的新闻事件，见到有的母亲为了逃避换肾，甚至不惜抛弃子女，消失无踪。这当然是极端而稀少的事件。但幻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一个对他人毫不计较全然奉献的人，完全是出于人性的乌托邦想象。很多时候，所谓“无私”在得不到回报时，就会变成让人透不过气的情感勒索。

类似的人性分析可以无穷无尽下去。而小说写作中最有趣的事实在于：小说家是以人性的逻辑，而非现实的秩序，来排列文本的。这不仅仅是一篇小说区别于新闻报道的地方，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世界存在于人的主观之中。它所呈现的宽广、丰富、复杂，不过是人类灵魂投射出的镜像。

“现实主义”这个词看起来如此老土、腐朽、缺乏想象力，小说家却喜欢使用它。连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天马行空的小说家，都爱说自己是现实主义。罗伯—格里耶甚至要将所有人归入其中。在《为了一种新小说》里，这位别具一格的先锋作家说道：“所有作家都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从没人说自己是抽象派，印象派，空想派，幻想派……如果所有作家都聚在同一面大旗之下，他们并不会就现实主义达成共识，只会用他们各执一词的现实主义互相厮杀。”而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则说：“众所周知的文学悖论，即诗人和小说家循环往复地攻击某种现实主义，为的是宣传他们自己的现实主义。”

我无意为一个早已被反复定义的概念重新做定义。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小说家与现实的关系。比如，小说家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利用一条新闻。又比如，某些写作手段，采风、访问、做笔记和拼贴资料，在怎样的边界内是有效的。也或者，换一种说法，我该怎样在最真实的细节之上，搭建出一个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不比现实世界低，也不比它高。它是平行的，也是含混的，有时小说家自己都要糊涂起来。比如我们看到，果戈里的小说似乎是在描写俄罗斯现实，纳博科夫却说它们是想象力的产物。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读起来荒诞不经，他却一口咬定是写拉丁美洲的现实。

我想，小说写作的奥秘，或许就在这些作家看似混乱和互相矛盾的表述中。归根结底，小说写作是心灵和想象力的映射，现实不过是完成这项工作的介质。小说必须完成超拔的一跃，从现实的不可能性里呈现出可能。这并非唯物主义者喜爱的“来于生活高于生活”之类的表述。恰恰相反，小说从作家的头脑而来，在很多时候，它会呈现出比现实更多的真实性。或者，用弗兰纳里·奥康纳的话说：“所有小说家在本质上都是现实的寻求者和描绘者，但是每个小说家的现实主义都依赖于他对终极现实的看法。”这个终极现实，完全是主观的。

基于这样的固执己见，我认为自己看到的那则换肾新闻虚假不堪。一个不愿意换肾的母亲，和一个迫切需要母亲肾脏的儿子，在电视镜头前迅速转化立场、互相体谅、皆大欢喜。不，现实不是这样的。我给我所认定的真实，记录下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在那里，新闻结束了，小说开始了。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任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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