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新华社供图

庆幸的是，如今不少专家、学者以及专业人士，已经关照到人们的需求，将生死学这门学问带到大众中间进行传播。无论是生前预嘱还是缓和医疗的概念，都已经慢慢渐入人心。

就在两天前的冬至日，一场关于生死学的公益讲座在北京举办。主办者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邀请来做分享的嘉宾中，有生前预嘱的推广者、在大学开设生死学的教授；有80后面对双亲离世的独生子女；也有帮助患者和家属迎接最后时刻的缓和医疗践行者……几百位听众中有老中青三代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一起学习这门生命功课。

50岁为自己写好遗嘱

今年60多岁的陆晓娅教授，曾经任职于《中国青年报》，一手开办了有影响力的“青春热线”。50岁出头的时候，陆晓娅为自己写好了一份遗嘱，还发给了不少亲友看。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她成为一名生前预嘱的推广者，还在北师大开设了一门《影像中的生死课》。

为什么要50岁的时候给自己写一份遗嘱？公益课堂上，她分享了自己写遗嘱的心路历程。那一年，她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去世了。朋友的女儿在妈妈的遗物里找出了一个相片的底片，那是她妈妈为自己的葬礼准备的照片。陆晓娅猜想，这位朋友可能没有写下遗嘱，或者在临终的时候跟她的家人有过非常多的深入的交流。因为这张照片的事情，她的女儿是在她去世以后才发现的。

“谈论死亡，整个华人文化里可能都觉得是一个非常难以开口的事情，我的这位朋友离开以后，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遗嘱。”陆晓娅说，她还现在还记得，真开始动笔写遗嘱时候，还是会觉得与世界别过非常地不舍。当写到想跟的家人说的话的时候，她忍不住流眼泪了。2010年她57岁时，她觉得同龄人是不是也该做这件事情了？于是她把遗嘱又写了一遍发给朋友们。人们的反应不一，有人觉得她过于悲观，也有很多人给予了她积极的回应，认为这是有件意义的事情。

过了60岁以后，她又增加了一个仪式，每年的生日要改一遍遗嘱。“当你勇敢的面对来日无多的现实时，你才能更好的珍惜每一天，活好每一天。与其拼命努力去增加生命的长度，不如好好的改善生命的质量，与其把自己活成个行尸走肉，不如让自己活着的每一天都变成节日，学习的节日、工作的节日，创造的节日，思想的节日、美的节日、爱的节日。”陆晓娅认为，提前对死亡的有认知，才能更加有意义地活好每一天。

80后独生子女如何应对亲人离去

在医学传媒业工作的燕小六是一名80后独生子女，在经历父母先后被确诊为绝症时，所有的医疗抢救决定都要她自己做，所有照顾家庭和亲人的担子都要自己挑时，她才觉得自己是个完全独立的成人了。

在父母生病和离去的那段日子里，她经历了一个人生的低潮，需要向朋友倾诉，也求助了心理舒缓治疗。她也学会了，将压力分散，生活上求助于别人为自己减负。

“我现在身边的朋友会说，我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优点就是看自己好的一面，去看它可解决的一面，去找到解决方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死亡是必会发生的一件事。意外也是一定会到来的东西，挫折也是，突然也是。它不会跟我们打招呼，说来就来。然后它来了以后，如果我们的自己心态准备好，我们知道它一定会出现。我们随时都是准备着，然后用自己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去看这个生活，生活就是很美好的。”

缓和医疗让生命走得更从容

来自协和医院的宁晓红教授，是一名缓和医疗的推动者。缓和医疗很多人都觉得陌生，其实它与临终关怀、安宁疗护、宁养疗护这些概念基本相同，是指对生命期有限的病人及其家庭的照顾。

在协和医院多年的行医中，宁晓红见到了太多的生死，以及病人和家属在最后时刻的无助。她心里为这些患者和家属感到痛苦，同时也想尽力帮助他们。2008年她加入了北京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在癌痛治疗的过程中，她听到一个词叫“姑息治疗”。在台湾学习这种“安宁疗护”时，她被震撼到了：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死——医院里专门给这些病人病房，还有志愿者，还有厨房甚至钢琴。缓和医疗照顾到患者和家人“身、心、社、灵”四个层面，力图在最大程度上使患者在人生的最后一程远离痛苦，有尊严地离去。从此后，她成为“缓和医疗”的推动者，在协和医院进行了缓和医疗的大胆尝试。

生命期有限的病人通常会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安排：一是过度治疗，有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二是治疗不足，受到的痛苦和不适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在她的尝试的缓和医疗中，病人可以带病去旅游，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也有权利选择接受无创无痛苦的治疗。

宁晓红说：“大多数人并不是医务人员，对于我们的死亡，我们家人的死亡要知道的不见得比医生少，所以我们有要求就提出来，就要商量，不要觉得医生肯定比我知道的多，医生肯定会告诉我最好的答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做好，一起，我觉得作为医生也需要来自患者和家人的信任和鼓励，甚至一起想办法，才能做得最好。”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傅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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