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孙泉与民政局工作人员商议解决办法

“我一年前第一次见到孩子时，他眼神空洞，仿佛只有麻木才能对抗不幸给他幼小心灵带来的伤害。”说这话的是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孙泉，正是她的一个决定和坚持，帮助小海走出困境，迎来新的人生。

涉毒母亲-求她救助孩子

“你们不能逮捕我！不能关我！”去年5月，孙泉第一次提讯见到犯罪嫌疑人刘然（化名）时，刘然情绪十分激动。

刘然是一名涉毒数量大，具有毒品再犯、累犯情节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很可能面临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但她的激动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儿子小海。

“你儿子现在在哪？”虽然和案件无关，但孙泉直觉认为，如果放任不管，孩子很可能处在危险境地。所以，她打开笔记本记下了刘然的叙述。

刘然吸毒，也算是误入歧途，虽经过几次强制戒毒，但都以失败告终，她反而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小海的生父甚至因吸毒过量，死在了娘俩面前。小海一直跟着沉沦的母亲，刘然案发时，他被母亲寄养在男友那里。

“你还有其他亲人吗？”孙泉询问。沉默了一会儿，刘然开口：“有，但他们已经不愿和我来往了，不知愿不愿意帮我抚养儿子。”她口中的亲人是母亲和弟弟。

“好，我帮你做做你母亲和弟弟的工作。”从事过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工作的孙泉，听从了内心的指引，决定接手这件事。

姥姥家-实在是管不了

找到刘然男友时，他已经对给小海当“保姆”极度不耐烦，三餐都用方便面解决，小海甚至都没有上学用的书包。

就在孙泉还在筹划救助方案时，刘然男友打来电话：小海已经扔到了姥姥家。

让孙泉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刘然的母亲带着小海和另一名小女孩来检察院找自己，开门见山地说：“小海这孩子，我养不了。”

老人说，因为刘然吸毒成瘾，又没有正式工作，常年吃低保，家里早就当没有了刘然这个人，现在儿子收入低微，养活着他那一家子都快过不下去了。说话，老人一指小女孩：“这是我孙女，我的退休金只够养她。”又一指小海：“这孩子，养不了！”

出乎孙泉意外的是，听着老人伤人的话，年幼的小海没有伤心，眼神只是空洞，仿佛对于自己遭到抛弃已经习以为常。

“您不能老是当着孩子的面说‘不要了’‘不养了’。”孙泉告诉老人，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小海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小海的妈妈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姥姥作为小海的近亲属，负有抚养义务，如果有能力履行抚养义务而故意遗弃孩子，情节恶劣的，会构成犯罪。

一番话，虽然暂时打消了老人把孩子扔下的念头，但孙泉清楚：必须尽快解决小海的抚养问题。

孙泉办案组一行人赴京郊刘然母亲家实地走访、入户调查，发现他们确实生活贫困，一家人挤在老旧狭窄的两居室内，屋内尽是上世纪70年代的陈设，小海的舅舅一家住一间、姥姥和孙女住一间，小海夜里只能蜷缩在老式木质沙发上，腿都伸不直。

“我们确实管不了。”小海的舅舅也说出了心里话：母亲有严重的白内障，自己月收入就几千元，不可能长期照顾小海。

我们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人生

走访后，办案组成员感到，家庭尽责行不通，也不利于小海健康成长。

临走前，孙泉俯下身，摸着小海的头问他：“期末考试感觉怎么样？”当听到小海回答各门功课都考了90多分后，孙泉再次下决心：“好孩子，阿姨一定会帮你的！”

孙泉检察官办案组首先为小海申请到了小额爱心救助基金，确保他在姥姥家住宿期间的营养和学习费用。可真正的难题，还是小海的抚养归属。

“我们第一检察部承担着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监督等工作任务，案件压力本就很大。”孙泉的助理张晓晴说，当时整个团队还在同时办理多个案件，刘然的案子本身属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立即提起公诉也没有问题，但孙泉就是放不下小海。

打开了当时的办案手札，两张纸上密密麻麻写的是各种人的联系方式，孙泉几乎把这些人都找了一遍，但都没有能同时解决小海抚养和就学问题的办法。

因为相关政策，儿童村和家庭收养都走不通；他人有心收养，但一听是“毒贩”之子，都望而却步；公益组织同意接收，但需要刘然放弃抚养权，刘然死活不同意，一个又一个解决方案都以失败告终。

“说实话，我的亲人、朋友当时都看不下去了，觉得我钻了牛角尖，甚至我自己也想过放弃，法律没有规定如何安置这些儿童，检察官又不是超人，我们能怎么办呢？”但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和来自团队助手的支持，让孙泉决定坚持下去。“毕竟我们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人生。”

一份及时到来的新政-让“天亮了”

虽屡屡碰壁，但孙泉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小海的事情，他们成立了一个群，群里有多年从事未检工作的检察官、有青少年事务所的社工、有经验丰富的公益律师……大家纷纷出谋划策。

去年6月18日，民政部、最高检察院等十二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定义。像小海这样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被羁押6个月以上，被执行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属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可以参照孤儿保障标准，由所辖区民政部门履行主管部门职责，做好安置和受教育等综合协调工作。

“看到这个新政时，我们有了新思路。”办案组立即行动起来：向小海户籍所在地民政局发函说明情况；到小海户籍所在地街道和居委会同志座谈，收集小海事实无人抚养材料；组内从法律层面分析研判解决小海抚养人问题和教育问题方案……

孙泉则再次来到看守所会见刘然，说明了事情进展。为了孩子的未来，刘然流着泪，在相关材料上签了字。孙泉还拿出手机，让刘然看了一段小海的视频，刘然看后号啕大哭，为自己的行为深深后悔……

检察院和民政部门沟通后，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也立即行动起来，审核了相关材料后提出，还需要小海的爷爷奶奶放弃抚养，孩子才能真正属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孙泉再一次到看守所向刘然说明情况，希望了解小海爷爷奶奶家的情况，可刘然和前夫的家庭早就断了联系，只知道对方住在京郊某区。

办案组又费了好大一番功夫，终于找到已经住进养老院的老人，作为小海的爷爷奶奶，他们也表示无能力抚养孩子，并书写了声明。拿到声明后，孩子无抚养人的证明已经补足。

由于这是新政出台后的首案，没有先例可循，民政部门在推进过程中也遭遇了很多困难，但大家和检察官们都有一个共识——确保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积极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最高检察院一号检察建议。

终于，在克服了诸多困难之后，于凛冬来临之前，小海有了新家——一个家庭式收养机构，并能解决上学问题。

当办案组把小海送入新家，并送给他书包、棉衣等礼物时，小海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时，他终于开心地‘像一个孩子’。”

事情并没有结束，孙泉办案组还会一直跟进孩子的成长。“疫情现在好转了，如果条件允许，我打算请专家为孩子进行心理辅导，彻底驱逐他心中的阴霾。”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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