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无关 资料图，新华社供图

我三岁时到内蒙古，拉着“二股子”、吃着莜麦面山药蛋长大。十九岁那年，我从完全小学下到村里教书，一个人烧火做饭，一天两三顿饭离不开“二股子”。那会儿时兴样板戏，几个姑娘经常到学校找我学戏，帮我做饭。做莜面则是她们的“拿手好戏”——我从小学搓鱼鱼（用双手搓成的莜面条），一次只能搓两根，她们一次搓四根。她们推的窝窝儿（莜面卷）薄如纸，立在笼里齐刷刷一般高，而我一个也推不来。眼瞅着我笨手笨脚，她们就指派我烧火，可那风箱“呼嗒”了半天，也烧不开一锅水。

“邓老师连‘二股子’也不会拉，真是白面书生！”一个叫引弟儿的姑娘把我推开，帮我烧火，谁知她也拉不旺火。“啊呀，没毛了！”——风箱里有个毛头，相当于活塞和肺，是用鸡毛勒上的。风箱使用的时间一久，鸡毛都掉光了，自然推不出风，可是我根本没勒过毛头啊！晚饭后，引弟儿把她爹妈带过来，折腾到半夜，才把勒好的毛头放进风箱，推一推润滑，再装上拉杆，风变得足极了。

村里人也管二胡叫“二股子”，因为它有两根丝弦。学校里有把破二胡，琴筒上的蛇皮裂了，放学后我就瞎拉。村里人说：“邓老师恓惶得不行，‘格锯’起‘二股子’了！”他们不说拉二胡而说“格锯”“二股子”，就好像是说我在锯木头。当时我仅仅会定弦，定好了弦，就试着拉《兰花花》——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英英的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在是爱死人……

不久后，“兰花花”们都穿上白色衬衫、蓝色的确良裤子，有的还穿上一双丁字皮鞋，做“新嫁娘”远走高飞了。当时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方可登记结婚，但她们没有一个人年满十八岁；爹妈收了人家的彩礼，做闺女的只得从命了。她们从供销社买了纸烟和洋糖，遇见村里能说得上话的人，就递过去一些。引弟儿没有和我道别，趁我上课的时候，她把纸烟和洋糖扔到我的灶台上就走了……

当学校那把“二股子”“格锯”不出声音的时候，我离开了那个小山村。二十六岁那年，我和一个当民办教师的北京知青结了婚，不仅没花“彩礼”，只做了一顿油炸糕招待同事，就算是办了婚礼。

一晃五十多年过去，国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很少有人用“二股子”烧火做饭，连后山都已通电，改用电吹风了。“兰花花”们还健在，她们的孙辈都该上大学了。二胡我也没有再拉，始终维持在会定弦的水平。

这几个月一直“宅”在家里。一日，我忽然听到对面楼上有人在拉二胡，莫非拉二胡的这位也是故乡人？隐隐约约的，又有《走西口》传来，于孤寂中倍感亲切。如今因为疫情，暂时回不了家乡，听一听“二股子”，也让我热血沸腾……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邓乃刚

流程编辑：TF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