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伊绯

秦公簋，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为春秋时期秦景公时作品，器身有铭文105字。

簋盖及器身均作细小盘螭纹，双耳上作兽首。簋盖上有铭文54字，器身有铭文51字，共105字，字体与石鼓文颇为相近。盖和器上又各有秦汉间刻款9字，故知此簋乃官物，在秦汉时曾被当作容器使用。铭文内容记载秦国建都华夏，已历十二代，威名远震；秦景公继承其祖先功德，抚育万民，武士文臣，永保四方，乃作此器以为颂。铭文均由印模铸就，制作方法新颖，在古代青铜器中为仅见之例，开创了早期活字模印之先例。铭文较诸西周金文，字体稍短而多变化，实为秦石鼓文的滥觞。

因其独特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时至今日，国内外诸多学者已对秦公簋作过研讨和考述。罗振玉、王国维、马衡、徐乃昌、商承祚、郭沫若、容庚、马叙伦、于省吾、吴其昌、杨树达、陈梦家、唐兰、闻一多等均曾于其著述或论文中有所涉及。

去年底，“大道：百年名人翰墨集萃”展览在上海宝龙美术馆4号展厅举行。此次展览荟萃孙中山、廖仲恺、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胡适、陈独秀、陈寅恪、王国维、罗振玉、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郭沫若等百余位名人的翰墨手泽，可谓群贤毕至，星光璀璨。

此次展览中，有一件罗振玉旧藏、王国维题跋的秦公簋（敦）拓片立轴，是已经在国内展览中第二次出现的“名品”了。此轴上一次现身，是在两年前，时逢王国维诞辰140周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国学研究院、档案馆、校史馆、图书馆等单位，特主办“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以志纪念。公立博物馆与民间机构举办的两次展览，均有此轴展出，京沪两地的观众对此应有较深印象了。

轴上手迹有王氏所题

上海展出的“罗振玉旧藏、王国维题跋的秦公簋（敦）拓片立轴”，左下端钤有两方鉴藏印，依次为：“黄天才藏文物书画”“半亩榕湖斋藏”。可知此轴曾由台湾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黄天才所有，实属递藏有序、来路明确的“名品”。

王国维在秦公簋拓片立轴上的题跋

去年恰值“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甲骨四堂”中的“两堂”，“雪堂”罗振玉与“观堂”王国维的手迹，均在此轴之上，怎不让人心怀追慕与珍重之意。“名品”既然再度现身，不妨再度品鉴个中细节，追索其在历史与学术价值方面可圈可点之处。

此轴中，罗、王二人手迹全文为：

1. 秦敦。辛酉冬，拓奉永观先生亲家清鉴，明年正月题记，上虞罗振玉。

2.右秦公敦藏皖中张氏，器、盖俱全，铭辞分刻器、盖，语相衔接，与编钟之铭分刻数钟者同，为从来吉金中所罕见，其辞亦与吕与叔考古图所录刘原父所藏秦盄和钟大半相同，盖同时所铸。字迹雅近石鼓文，金文与石鼓相似者，惟虢季子白槃及此敦耳。虢槃出今凤翔府郿县礼村，乃西虢之物，《班志》所谓西虢在雍者也，此器及秦盄和钟，叙秦之先世云十有二公，欧阳公以为共公时作，薛尚功以为景公时所作，近罗叔言参事跋此敦复以为穆公时作，要皆在秦德公徙雍以后，此敦亦当从故雍城出，其地与郿西虢均西厺陈仓不远，故虢槃与此敦文字均与石鼓相同，盖上又有“□一斗七升大半升”，盖九字乃汉初所凿，如齐国差甗有“大官七斗一钧三斤”八字，均为至汉时尚为用器之证，亦他三代器中所罕见也。辛酉孟冬上虞罗叔言参事以此拓遗余，因记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观堂西庑书。

上述两则录文，即罗、王二人题于此轴上的两幅手迹。罗氏手迹题在“天头”上，王氏手迹则题在左侧的“裱边”上。立轴正中裱贴一幅王氏手书标为“敦盖文二”的拓片，实为秦公簋器盖边缘一侧刻铭的拓片。那么，据此可以判定，此轴应为“残件”，原件可能为秦公簋的“全形拓”+器身铭文拓片+器盖铭文拓片，或者至少也应当是器身铭文拓片+器盖铭文拓片的组合裱件。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传世数幅秦公簋拓片“全件”来考察，这一“残件”可能还经过重新装裱，否则“敦盖文二”不太可能居于立轴现在的位置之上。当然，这一“残件”的核心价值还并不在于秦公簋的器形与铭文拓片是否俱全，而更在于王国维题跋的学术研究价值。

据罗振玉所题“辛酉冬”，可知罗氏曾于1921年末，将秦公簋拓片寄呈王国维鉴赏品题。至于跋中提及“拓奉永观先生亲家清鉴”，以“亲家”相称，乃是因1919年罗振玉三女儿罗孝纯与王国维长子王潜明结亲，故罗、王二人就此成了儿女亲家。

因次年（1922）春节为公历1月28日，“明年正月题记”，即指罗氏于1922年1月28日或之后不久题记。据此可知，王国维题跋所署“十二月十一日”，实为1922年1月18日。这一题跋时间，要早于后世研究者惯常以为的1923年8月前后。之所以有这样的“经验之谈”，乃是依据后世流传的所谓“遗书本”《观堂集林》。

且说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为纪念其人其学，其友人罗振玉、弟子赵万里编印遗著，王氏代表作《观堂集林》均辑入，共计二十四卷。

后世读者较易获见的《秦公敦跋》一文，均出自这两部“遗书本”。将《秦公敦跋》(定本)与直接题写在秦公簋拓片一侧的跋文“原本”相比较，不难发现文字措辞上的细微差异，以及研究结论上的微妙变迁，乃至一些重要历史信息的增删去留。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此跋 “原本”未曾言秦公簋“出甘肃秦州”。“原本”中曾言“盖上又有‘□一斗七升大半升’，盖九字乃汉初所凿”云云，“定本”中则将那个器盖刻铭中未曾识别的首字（即以□标示者），终于辨识了出来，称其为篆文“卥”字，音“西”，同“西”字，实指“汉陇西县名”，并据此又从《史记·秦本纪》中查考，将器盖刻铭的年代改订为“秦汉间”。诸此种种，都说明王国维在初次题跋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题跋“原文”中一些未解难解之处，续有考察并逐一完善，遂成此“定本”。

值得一提的是，此跋“定本”删除了“原本”中对秦公簋拓片来源的记载，还将题跋时间改为了“癸亥八月”，则颇耐人寻味。“原本”中末句所云，“辛酉孟冬上虞罗叔言参事以此拓遗余，因记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观堂西庑书”，这一历史信息一旦删除，则很容易让后世读者及研究者误以为王国维初观初题此拓时为“癸亥八月”，即1923年9月中旬，而非“辛酉孟冬”（即1921年末初次得观、1922年初初次题跋）。

王氏生前曾发表“跋尾”

秦公簋全形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罗、赵二人印行“遗书本”之前，王国维生前就正式发表过一篇《秦公敦跋尾》，时为1926年6月。

当时，这篇文章发表在了北京《弘毅》月刊第1卷第2期上，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可如今检视，此文宛然已具所谓“定本”之基本，文本细节上的差异也颇可玩味。

《秦公敦跋尾》一文，与今通行《秦公敦跋》之“定本”，文本内容上几乎完全一致。偶有个别字的差讹，或可视作在刊印过程中的手误，而并非作者之误。

通览《秦公敦跋尾》一文，刊发时有明确的标点断句，且标点断句十分准确，几无一处差讹，或可揣测为王国维本人亲自标点断句，方得此种效果。另一方面，此文与《秦公敦跋》相比较，最为重要的差异，乃是末段“并记”，为今传“定本”所无，甚为宝贵。

这一段“并记”的内容表明，王国维早已确证秦公簋器、盖内部的铭辞为“范铸”。且一字一范，为铸此铭，竟计有百字百范之多，已可视作中国古代活字之祖了。

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弘毅》月刊于1926年5月创刊于北京，由北京清华学校弘毅学会总会月刊社编辑部创办。此刊停刊于1927年，目前已知者计有1926年5月第1卷第1期至1927年3月第3卷第3期，共8期。

发表《秦公敦跋尾》一文的该杂志第1卷第2期，发刊时为1926年6月。此时，王国维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弘毅》月刊上发表文章，乃属顺理成章之事。也正是因此文的存世，王国维为秦公簋题跋的“版本”，也至少可以确证为三种。

遗憾的是，罗、赵二人印行“遗书本”前，可能均未曾看过《秦公敦跋尾》一文，否则不可能在印行之际，将王国维生前发表的那一段“并记”遗漏。

在为自己收藏的罗氏所赠秦公簋拓片题跋之后不久，王国维可能还曾为马衡所藏秦公簋拓片题跋，且这一题跋，可能才是“癸亥八月”之“定本”的来源所在。

从1922年8月24日王国维致马衡的信中可以看出，马衡将其所藏秦公簋拓片寄呈王国维。无独有偶，在陈乃乾于1930年辑印的《观堂遗墨》（二卷本）中，还辑有王国维为徐乃昌（字积余，号随庵）所藏秦公簋拓片题跋一纸（题于“癸亥二月”，即1923年3月17日），这就意味着，除了自留的“初题”与可能为马衡的“二题”之外，王氏为秦公簋拓片的第三次题跋出现了。

王国维为商议题跋事致徐氏的一通信札显示，王氏为古器拓片题跋，不仅有着严谨精审的学术标准，对拓片装裱以及题跋位置也有着周密考虑。他为徐氏所藏秦公簋拓片的题跋，实为单独题写的一长条纸本，这样做对于徐氏将之与拓片一同装裱，则更为便利。

罗振玉“拙”中寻得秦公簋

秦公簋的面世，颇具戏剧性。其收藏者张广建一度对秦公簋不以为然，直到被罗振玉发现其中文字，才得以名声大振。

罗振玉等题傅增湘藏秦公簋全形拓（局部）

据罗振玉1921年11月致王国维信中云，当时罗氏赴甘肃公干，时任甘肃都督的张广建向其展示藏品，罗氏觉得“无甚奇品”，却“无意中见一至宝”。原来，“张颇储铜器，率无可观，弟问以甘肃有出土者否，乃出一敦，形至拙（张所以不见示者以此），而文字精绝，中有‘十有二公’语，知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确为先秦制作”。

看来，秦公簋原藏者张广建，起初并不觉得此器有何特别之处，甚至还因其“形至拙”，而不愿意拿出来让罗振玉品鉴。由此可见，罗振玉确实是“无意中见一至宝”。

随后，罗振玉“与商拓墨，初甚吝，后介一拓工，强请之，乃拓三份，彼留其二，以一本见畀”。可见，经罗氏鉴定之后，张广建获知秦公簋具有独特价值，连拓片也不愿意赠予，好不容易在“强请之”的情况下拓了三份，只赠了一份给罗氏。

得此拓片之后，罗氏告知王国维，“昨匆匆草一跋尾，当寄与易墨本二三纸，当可必得，得后当奉赠其一也。先将所得一本奉览（海内孤本，幸郑重收贮），拙跋亦附呈。此器文字，将来流传必少，何不影照付《亚洲学术》，印之卷首，以流传之（须照原大，不可缩小）”。

罗氏计划将其为秦公簋拓片的题跋，寄呈张广建，希望以此再换取拓片“墨本二三纸”，“得后当奉赠其一”，即转赠其中一份给王国维。不过，在达成这一计划，寄呈张氏之前，罗氏先将那一份仅是的拓片与题跋寄呈王氏，建议其将拓片影印下来，交付《亚洲学术》印出，以供流传。此后，罗振玉于1921年11月27日致王国维信中又称：“秦敦拓本存尊处者即以奉赠，影照后宜用玻璃板，石印不能用也。”

可能因某种原因，罗氏后来又获得了张氏奉赠的多张拓片，不必再将先前寄呈王国维的那一份拓片索回，所以就直接留赠给了王氏。正是在获赠此拓之后，王氏为之题跋，并于跋尾郑重署记“辛酉孟冬上虞罗叔言参事以此拓遗余，因记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观堂西庑书”。

事实上，罗振玉先后所获张广建所赠秦公簋（敦）拓片，应有相当数量，马衡、徐乃昌所藏者，可能都来自罗氏转赠。随着这些拓片与题拓的流传，秦公簋盛名远播，向原藏者张氏索求拓片者，也络绎不绝，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就是其中一员。据笔者所见，存世尚有一件罗振玉于1926年题“引首”的秦公簋全形拓裱件，即为傅增湘所藏，此件有邓邦述、陈三立、朱孝臧、袁克文等多位宿儒名流题跋。

青铜器的“铭”文之宝

青铜器，古时称金或吉金，是重要的文物研究门类之一。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学者对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综观来说，不外乎五个关键字：形、花、铭、工、皮。以科学考古学视角来看，分别对应造型艺术、装饰纹样、铭文书法、冶铸工艺、腐蚀机理五大研究角度。秦公簋就属于铭文书法之列。

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有深远的历史背景，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构成。一方面，青铜器铭文因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显得极为珍贵；另一方面，铭文是当时语言的载体，保存了大量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资料，故十分重要。由于我国的学术界素来保有重视典籍的优良传统，经过对铭文长期的研究，已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铭辞学。更值得一提的是，青铜器铭文也是书法的载体，成为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王鼎

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不少青铜器，其中就包括楚王鼎、六年琱生簋、作册般甗、天亡簋、蔡侯申尊等上有铭文的青铜器。

楚王鼎直腹，底微圆，双长方形耳，三兽形足外撇。盖上有环和三个变形的鸟状钮。器中部有弦纹一周，弦纹上满饰细密变形的涡纹。在器口、盖内、腹部刻铭文64字，说明此鼎是楚幽王熊悍（公元前237-前228年在位）用缴获的兵器铸成的。

楚人是华夏族南迁的一支，兴起于荆楚（今湖北）大地的楚部落，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诸侯国，其国君为熊氏。楚国都邑曾几经迁徙，公元前241年，楚王考烈为避秦国威胁，将都城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经历考烈、幽、哀、负四王，于公元前223年被秦将王翦所破，楚亡。

西周中期的六年琱生簋通高22.2厘米，造型别致，甚为罕见。另有表制大小相同的五年琱生簋，早年流失美国，现藏耶鲁大学博物馆，较此完整。六年簋器底铸铭文11行105字，内容与五年簋前后衔接。记述琱生在涉及田地的诉讼中，为赢得官司而请求召伯虎帮忙的事情。据铭文载，六年四月甲子这天，身为周王重臣的贵族召伯虎突然亲自驾临琱生家中，对琱生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拜托我的那场官司的事，如今我已经替你摆平了，你大可放心好了。琱生听了召伯虎的话，如释重负，顿时眉头舒展，立即命家人摆酒设宴，款待召公。宴会上，琱生将家藏的一件价值连城的玉璧赠予召伯虎以示感激。由于两簋铭文都提到召伯虎参与其事，过去曾将其命名为“召伯虎簋”，实际上作器者为琱生，因而订正为“琱生簋”。

作册般甗

作册般甗(yǎn)是商代后期青铜器，内壁铸有铭文3行20字。商代末年，即商王帝乙、帝辛两代，曾长期与东南的夷人部族发生战争，作册般甗铭文中所谓“王宜人方”即指此事。

西周天亡簋，旧称“大丰簋”、“朕簋”。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后辗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周天亡簋为四耳方座簋，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为西周盛食器。器内底铸铭文8行78字，大篆，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是西周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铭文记录了周武王姬发在伐纣灭商后举行祭祀大典，祭奠多亏祖先和父亲文王的保佑，才得以伐纣成功，确立周朝的统治地位。

蔡侯申尊是春秋蔡昭侯时期青铜器，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器体似觚较粗，上口侈大作喇叭状，周缘外翻而平张，下腹部凸起，饰饕餮纹。器内壁铸铭23行95字，记述了公元前518年蔡昭侯为大孟姬作媵器之事。蔡是叔度的封国，后因叔度参与叛乱，被周公流放，周成王时改封叔度之子胡于蔡。春秋时期，蔡为小国，处于吴国与楚国之间，经常受到楚国胁迫，于公元前447年为楚国所灭。铭中语句“敬配吴王”，是蔡、吴两国通婚的证明。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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