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先生1933年6月10日出生于萧乾眼中“那是一个有钱人住的胡同”的东四礼士胡同。1948年12月“围城”前夕，他曾执行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的任务，暗访西颂年胡同南北两条街道的军政机关、哨位布防等情况，以供大军入城之用。1949年1月30日站在东四牌楼人行道上，宣讲解放军“约法八章”和共产党的城市政策。1951年8月，他出版第一部诗集《歌唱北京城》。可算是“小时了了”、政治早熟了。

这位诗人童年当过八年“亡国奴”，令尊邵骥（字志千）被日本占领军拘讯过，放回后不事伪职，赋闲古城，坐吃山空，家产陆续变卖，熬到抗战胜利。可谓国恨家仇，铭心刻骨。邵先生内心深处有个70多年都挥之不去的沉重记忆：日寇占领古城后期，在王府井大街八面槽街心转盘中矗立一个傻大黑粗的黑色炸弹，尾翼高翘，弹头俯冲，仿佛一触即炸，血肉横飞。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沦陷区中国人民的恐吓和威慑。八面槽的名字早已从市区地图上抹去，王府井商业步行街游人如织，谁还记得日本法西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这一罪证？！

邵先生发思古之悠情，喜欢“串胡同”，仿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可忆之名、可忆之人、可忆之事，都会从历史尘埃中浮动起来。他记忆中沉淀的是那些亲切的、善良的笑脸，间或是不幸者的背影，如《北千章胡同》里的“鸡市口大姐”，《西花厅》里的“四姨儿”和“二姐”，《东城电话分局》里的“大姨儿”，《灯草胡同》里的“施猴”，《盔甲厂·之一》里的“瞪眼刘”，《盔甲厂·之二》里的“蜜蜂张”，《泡子河》里的“英文赵”，《灯市口》里的“李广泰金笔店”和同班同学李宝银，《府右街》里的李义武，《翠花胡同》里的高而公……他们都不过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但这些微小的希望也落空了。

邵燕祥这代人生活在旧时代与新时代的转折点、接合部，承前启后，追求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无论是俞平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下的60多行自由体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何其芳听到中南海怀仁堂外的雷声写出那首多年收入语文课本的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还是邵先生参加开国大典抑制不住激情与兴奋写下的100多行的说唱节律《歌唱北京城》、艾青把四牌楼当作妨碍历史前进的象征加以诅咒写诗为它被拆叫好……他们发自内心地欢呼、发自内心地祝福、发自内心地紧跟。

“性格即命运，政治即命运；而某种性格遇到某种政治，那是逃不掉的宿命。”邵先生八十晋四时写过《无题三十行》：“跟这些记忆，你没法较真。想听天由命，又死不甘心。只好就手把它码字成行，有弦上的歌声，还有弦外的余音。”他的怀旧之作，瞥见历史闪现的真实背影。如《大雅宝胡同》里的邵荃麟和葛琴夫妇、南洋侨生诗人蔡其矫、理论家吴江，《红楼》里的教育家晏阳初之子晏福民，《五棵松》里的冯定和袁方夫妇，《屯绢胡同》里的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于力（原名董鲁安）和于浩成父子、革命烈士傅大庆和傅小庆（戴晴）父女，《金鱼胡同》里的徐铸成、浦熙修，《崇效寺》里的李鸿章后裔李道堪（做播音员时用名李兵）、播音员万书玲和贾连城及录音员马之騄，《四川饭店》里的旅法归侨陈润康、时任监察部部长刘景范和李建彤夫妇，《灰楼》里的梅益、丁莱夫、柳荫、陈庚、陈戈、白凤鸣、侯宝林、钱正、苏新，《路村》里的刘宝瑞，《北池子·之二》里的秦兆阳……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折射着时代和国家的命运。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后，多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五行八作以至地痞流氓成为这座古城的匆匆过客。明城墙的断壁残垣，八旗营的物是人非，长安街的送旧迎新，无不记载着白云苍狗、沧海桑田。

古城有的地名消失了，仿佛未曾出现过：盔甲厂胡同、泡子河、沟沿头、毛家湾、闹市口、方巾巷，全部或大部划入北京站区、站前街道；西单北大街路东的武功卫胡同不复存在了；礼士胡同中段南下洼子北口相对的双堆子大院名已不存；“四进士”盟誓永不贪腐渎职的双塔寺旧址盖起西单图书大厦、民航大楼；民族英雄林则徐褒贬时政的福州会馆旧址盖起北京市工人俱乐部。

古城有的地名改名了，或者名存实亡：老君堂胡同今称北竹竿胡同，太庙今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御河桥今称正义路，石驸马大街今称新文化街，张自忠路旧名铁狮子胡同，铁树斜街旧名李铁拐斜街，北河沿、南河沿成了路名。万历桥，桥不存名亦不存；虎坊桥，桥已无迹可寻；骑河楼胡同，楼之不存久矣；八宝楼胡同，门牌处成了北京日报社的车场入口；粉房琉璃街，既没有欣欣向荣的粉房，也没有光怪陆离的琉璃。

古城有的地名雅化了，却难掩往昔的“世俗味”：东交民巷原叫江米巷；大雅宝胡同，雅宝者，哑巴之谓也；辟才胡同，辟才者，劈柴之谓也；礼士胡同，礼士者，驴市之谓也；廼兹府，奶子府之谓也，曾住着既尊贵又卑贱的皇帝的奶妈，现名灯市西口；达智桥胡同，清初满蒙旗兵营地，两沟汇合处建有小桥，汉人呼之鞑子桥，河沟填平后称之鞑子桥胡同，辛亥革命“五族共和”，鞑子雅称达智，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古城唯一不变的是世代更替、薪火相传。邵先生见过许多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即使青史无名，“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同事余鸣玖的母亲和文友胡令蓉姐妹的母亲都独立抚养子女，于维持一家生计之外，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肩膀上扛着抗日救亡、解放北平的重负。老君堂胡同的“干妈”李老太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雇了一辆三轮车，耄耋之年将九城转了一遍，向北京城、向今生今世辞行……她们不愧为弱势群体中的强者、尊者、仁者，理应享受晚辈和后人的钦敬。

托克维尔说：“坟墓，那是人类劳作一生为自己留下的最好纪念物，也最能展现一个人一生的悲苦与虚无。”文字也是这样。邵先生所写的“我记忆中的北京，我心中的北京，我梦中的北京”，多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抚今追昔的感慨、鉴往知来的识见，可否算是他米寿之年留给古城和自己的最好纪念物？敬请读者明察！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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