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雪虹

资料图 王金辉 制图

我在这家医院出生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这里。这里也是母亲接受化疗的地方。我第一次回到这里正是母亲第一次接受化疗的时候。

那天早晨，父亲、母亲和我三个人从乌拉港出发，先去大姐的家，然后大家才坐维杰先生的车去医院。维杰先生的车很干净，空调机永远不会发出恼人的声音，车里还飘散着混合了清幽的汽车香水和香粉的气味。

母亲在她的座位上垫了一条薄薄的浴巾。“我现在太瘦了，坐久了屁股会痛。要坐这么久。”她说。

那天早晨的空气清新又湿润。在驶向城里的路上，我们三个人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开始交谈。我被倦意和怨毒的情绪笼罩着。再过几天，妹妹也会回来，到时候我们会一起陪母亲去医院。这件事令我感到愤懑，因为我回来除了为了陪母亲，也是为了减轻姐妹们的负担。除了我，所有人都在全职工作，而且妹妹才毕业不久，刚上班几个月。我们说好轮流照顾母亲，她趁春节假期时才回来，这样就不会耽误工作。但很快她便因为受不了弟弟的指责而改签机票，被迫提前回家。

“大家轮流回来就可以了，阿祥还要叫阿妹提早请假回来，变成现在一下子两个人都回来了。”我说。

“阿祥叫阿妹提早回来了？不用啦，一下子那么多人做什么？”母亲说。

“他说阿妹啊，一直说她，叫她一定要回来。”

“哎哟，我哪里知道他会这样。他就是这样，喜欢吩咐人做这做那。”

我没有停止抱怨。即便默不作声，寂静的空气仍然被怨毒的情绪笼罩着。

“不要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不和。爸爸就是不想看到你们这样。”抵达大姐的家时，父亲突然开口说话。

我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下。我感觉受到屈辱和不忿。“你自己都跟兄弟姐妹不和了，凭什么说我？”我在心里愤愤地说出这句话，然后不动声色地下车，将母亲的东西搬到维杰的车上。

医院只有一个助产士，我在想她会不会就是当年替母亲接生的人。不，不是她。母亲生我时并没有什么助产士，接生的是妇产科医生和几个护士。如果是助产士，母亲应该会告诉我的。我只记得她抱怨护士不怎么和善，缺乏耐心。

我不知道医院是否还有其他的门。后来每一次去那里，我都从那扇有着巨大牌匾，像是医院正门的入口进去。从那扇门进去，要先上一道斜坡，经过急诊部，再走一会儿便抵达肿瘤科。急诊部是一个令人恐慌的地方，我屏住呼吸，表现得庄重、小心翼翼，克制自己不盯着那些从救护车上被抬下来的伤者和在附近徘徊、焦急或失魂落魄的家属。

母亲的病房在二楼。这是二等房，被一块绿色的帘子隔成两部分，每一边有六张床，每张床的上方都有一把吊扇。这里有很多东西都是绿色的，墙壁、能将整张床围起来的帘子、墙上的告示以及所有人的病号服。护士很快就过来为母亲测量血压和体温。

瞬间，我们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之中。在路上时的那些怨恨、争执和沉默突然之间消失了。一切是如此新奇，正等待我们去探索和追问。一切也正等待我们去承受。

我们看着护士张罗一切。尔后我们才得知原来化疗会在第二天上午进行，化疗前一天需要做的是检查病人的健康状况。在母亲测量血压时，我四处张望，发现病房里并没有我可以睡觉的地方。结果那一天我和母亲都在医院附近的酒店过夜。护士准许我们第二天一早再回到医院。所有人对这样的安排都很满意。

父亲和大姐回家了，留下我和母亲在酒店里。洗过澡后，母亲要我为她照张相片。她坐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腿上，露出修长、枯瘦的手和左手腕上的手表。她穿着我从北京带回去的粉红色格子睡衣，因为怕冷，她在睡衣外加了一件粉蓝色的针织外套。我也有一套一模一样的睡衣，那是我冬天经常穿的。在她离世后，我将她的睡衣留在了乌拉港。自从生病后，她衣服的尺码小了许多，我穿不下她的衣服了。我们的体形原来是非常相似的。

凌晨，她醒过来，在浴室里狠狠地吐了起来。洗手池堵塞了，淡橙色的水面漂浮着一层油，散发出一股混杂着各种腐臭的食物的气味。我站在门边，透过虚掩的门望着她。

后来她就没有再睡，而是不停地和我说话。整个晚上，她几乎没有停下来，有时是在追忆某件往事，更多时候是在描述她曾经如何因为轻信别人而受骗。当时我正坐在床上写文章，那是为我的新专栏写的，我为有这样的机会而激动不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全力以赴。

我极度疲倦，母亲却亢奋地说个不停。我尽可能地将目光从电脑屏幕转移到她的脸上，偶尔提出几个问题，并以微笑、叹息、蹙眉或点头回应她的故事。

“你写吧，我不要吵你了。”这句话她至少说了三遍。

忽然，在谈到某件毫不相关的事时，她说了这么一句话：“找别的工作，不要写了。”

我并没有理会她。我早已习惯对那些忠告和建议一笑置之。我总是能应对自如。

过了很久，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很在意这句话。或者是曾经在意过。它含有忧虑、轻视和不信任的意味。在沮丧、挫败感不断来袭的时候，这句话极有可能足以击倒和摧毁一切。可悲的是这样的时刻总是很多，只会令人更加无望和脆弱不堪。

回过头去看，那第一个在酒店的夜晚对我们来说是充满意义的一个晚上。白天，我第一次回到我出生的地方，而那也是母亲迈向她的死亡的第一天。往后的化疗只有使她的健康每况愈下，意志力也不断被削弱。这也是我们母女两人唯一一次在一间房间里过夜。我们度过了漫长、煎熬的一夜。那个夜晚，我正在为我那举步维艰的写作生涯心烦意乱，她或许也正在对第二天要接受化疗而担忧、紧张不已。这很可能是她不停地说话、表现得精神亢奋的缘故。如今看来，白天我为她照的那张相片显得格外珍贵。她端坐着，双腿并拢，郑重其事地对着镜头微笑，看起来温顺、腼腆，还有一丝紧张。照相之前，她还说要将照片拿给她的弟弟看。我想那时候我们都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无力感。我们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

（原标题：第一个夜晚）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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