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姬小琴

于是之与李曼宜

今年2月，童老师的独角戏完成后，嘱我送至曼宜老师处听取意见。拔草的机会到了，我趁机跟她讨要。原来是个小小的自印本，朴素的封面上三个字——我和他。只印了少量分送亲友。得获一本，欣喜地速速读完，感动于所述内容的珍贵和书写态度的诚恳，我立刻有了出版的冲动，可是自序里的一句话拦住了我——“我们并不想交出版社出版，只是想印出来，留给亲人做个纪念”。

5月参加编辑职业培训，被台上的激情亢奋感染，下课后立刻给曼宜老师发了长长的信息，漫长的等待之后（其实也不过一两个钟头），终于收到回信。她说自己水平不够，说这书不会有人看的（还不忘在括号里加上儿子也这么认为），还说我出版的话会赔钱……想出好书怎能轻易放弃，通过一段时间的积极争取和沟通协调，终于，这本书与更多读者见面了。

文工团初识：制服中的紫红毛衣

1949年春两人初识于华北人民文工团，于是之早一个月进来。那会儿他还是一个参加革命不到半年、刚刚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距离让他一举成名的《龙须沟》还有两年。书中详细记述了初见面时的场景，以及于是之那颇具特点的自我介绍——“干钩于，是不是的是，之乎者也的之——是生活干事”。一色灰布制服中的紫红毛衣自此走进了她的生活。当年于是之就是穿着这件从旧货摊上买来的紫红毛衣走进的文工团。70年前的照片上，满满的少年意气风发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恋爱中的于是之

1949年亦是两人恋爱的关键期。这一年10月，团里筹备一出苏联话剧《莫斯科性格》，那是李伯钊出国访问时带回来的剧本，曾被认为是当时苏联最成功的剧本之一。于是之在剧中饰演的历史学家遇到了“恋爱观”问题，他从书里找“恋爱材料”来加深对角色的理解，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也想谈恋爱了，于是“就有意识地对身边几位女同志观察、遴选，同时也还是在矛盾中”。矛盾什么呢？于是之在日记中写道：“恋爱了除了在精神上多了一些依靠，还有什么好处，真能互助，使每一个都发挥更多的作用在革命中吗？”许是怕人看到，他在谈到恋爱问题时用起了英文。很快，两人便都感觉到了彼此的“苗头”。

初次恋爱，“思想斗争”自然是少不了的，“明明是在爱着人家却又故作自尊地放掉机会，真是该死……我不愿意再忍受，我要写信给她。告诉她我爱她……这样拖来拖去，是不健康的情感在作祟，不像革命者的气魄！”这大概也是当年的“革命浪漫主义”之一种吧。

终于，在1949年最后一天，这层窗户纸被捅破，两人郑重其事地确立了恋爱关系。

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不代表感情生活就一帆风顺了，思想上也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过程。两人有着不同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又都是骄傲和自尊心很强的人，在他看来，她有着小姐脾气，“这毛病非改不可”；在她看来，他凡事比自己优秀，思想进步和个人表现方面自己都落后一截，自卑感就出来了。好在彼此有着信任基础，在积极坦诚的了解沟通中诸多纠结逐渐舒展释怀。

1950年元旦，文工团正式改组扩建为一个正规的剧院，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后《莫斯科性格》正式上演，剧中于是之饰演的历史学家在追求李曼宜饰演的苏维埃代表的恋爱中失败了，苏维埃代表嫁给了一位工程师（田庄扮演），而演剧结束后，于是之的恋爱则“胜利”了，他们在《莫斯科性格》的庆功会上举行了婚礼。

于是之的“宠儿”细节

1954年当了父亲之后，于是之的“宠儿”细节俯拾即是。

1955年李曼宜去天津演出，于是之在6月13日的来信中说：“……儿子表现极好，对我极亲……我有些咳嗽，我咳一声，他学一声。”6月17日来信：“就诊时儿子对听诊器兴趣甚浓，阎大夫听他肋下时，他以为人家胳肢他，便笑出声来……儿子已学走步，可走一公尺，但状极紧张，如履薄冰。”6月27日的信提到：“走路已有大进步，边走边歇几可横贯全屋，不扶东西。距离大约与我游泳能力相等。给买傀儡两个，小桶小铲一份，按肚子可响的小娃娃一个，但最爱玩的却是那把破铁壶，常持壶屋中漫步。”他去外地，一个人的时候想儿子了，来信中说：“寂寞时我也曾打开提包把小伶的小汽车拿出来看看，但又马上放进去了。孩子小车，每到一地必检查一次，在唐山地板最平，我还在地下玩了一会儿，两个小车一起走，跟大街上一样。现在为了不致挤坏，我总把它们放在我的毛袜子筒里。”这些保存下来的珍贵信件读来温馨动人，一个生活情趣盎然的父亲于是之形象跃然纸面。

《我和于是之这一生》李曼宜 著 作家出版社

演员之路上的艰难跋涉

作为演员的于是之几十年来活跃于舞台和荧屏之上，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舞台艺术形象，深受读者喜爱。《龙须沟》（1951）中的程疯子、《茶馆》（1958）中的王利发、《青春之歌》（1959）中的余永泽、《丹心谱》（1978）中的丁文中、《洋麻将》（1985）中的魏勒等等已堪称经典。作为取得如此成就的演员，外人看来自然是风光无限。纵览全书，却看不到多少荣耀，感受更多的，是台下不曾为外人道的艰难甚或苦涩。

成为演员于是之，天赋之外，他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很多朋友都知道，他保持了终生的阅读。早年家贫失学，对于读书这件事，他始终不肯放弃，幸遇诸多良师益友，一生都能品尝到读书的乐趣。《于是之早年的学习生涯》一节中，列举了几本上世纪40年代从旧书摊上购回的已残破的书，其中《法语文法新解》购于1944年，那时候他初中辍学，在北平华北统税总局做录士，下班后在附近的夜校学法文，清苦的日子里“置办”了这本书，扉页的右上端是一愁眉苦脸的自画像，书中夹着的一张许是用作书签的一分钱钱票的正面用红笔写着“苦干”两个字，背面写的是“读书勿忘买书苦！！！”

1959年去北影拍摄《青春之歌》，他专程买来《唐宋词人年谱》，因为想知道影片中的余永泽孜孜以求的毕业论文是一个什么样貌；这回随身还带着《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等书，只因为杨沫在小说中提到余永泽读过这些书。

如果不是那么多年坚持不懈的高质量阅读，很难想象他能创作出那么多深具内涵的角色。

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八年

于是之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的八年，正是北京人艺原创大戏迭出的时期，《天下第一楼》《李白》等等至今仍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他都给予过非常多的关注和支持。而这八年，又何尝不是作为演员的于是之本该有的表演黄金期？作为晚辈知己的剧作家郭启宏说：“放下可以继续辉煌的‘演员于是之’，捡起一脖子麻刀的‘第一副院长’，有识之士因之扼腕长叹。然而，事有未必尽然者！要是说起于是之对剧院艺术生产的管理，尤其是剧本创作的管理，绝对是全中国第一流，遍数域中剧院团，恐怕罕有其匹……”此说当公允。

作为妻子的李曼宜在书中记录下了“行政干部”于是之的日常工作——从来没有什么上班、下班或休息、放假；作者来访，随时都可以“破门而入”……

关于这一时期，剧作家何冀平曾回忆过：“那会儿他已经当了人艺的第一副院长，每天多少事等着他，管评职称、涨工资、分房子的大事，也得管灭蚊子、抓老鼠的小事，常有不如意的人指着他的鼻子拍案大骂，他是最要面子的人，都得忍着，那个从容幽默的于是之再也没有了，脸上全是无奈和烦恼，只有来到剧本组，看见我们，才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回望这八年，李曼宜在书里写道：“尽管有人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甚至也有人当面或背地里骂他、批评他，可他为这个剧院是真尽心尽力了。我想他就有那么大的本事，大概也全都用上了。”

被阿尔茨海默症困扰的晚年

很多评论者和观众都遗憾于他过早地离开了钟爱一生的舞台。不少人在文章中都提起过1992年7月16日《茶馆》的告别演出，演了几百场的戏还是忘了词儿，谢幕时落了很多泪，一再感谢观众的宽容。而那时，他已被阿尔茨海默症困扰好几年。一个把演戏作为毕生追求的话剧演员偏偏在说话上出了障碍，这对他是多重的打击，内心要承受的痛苦又怎是外人能理解的。

得病之后，他始终不曾放弃治疗和重返舞台的努力，“只要有人告诉他某某医生有办法，他就去看，就都配合治疗。一些朋友介绍说有大夫扎针能治这病，他也干，不怕在头上扎。那时，市里有个领导也得了这个病，说是有一位中医大夫可以从舌头上扎针，有效果。这位领导的爱人告知我们后，他也不拒绝，也去扎舌头；听说吃什么药好，他也吃”。可这些依然没能有效挽回他日渐严重的病情。

除了忍受身体的病痛，他还得承受无尽的精神压力。那时候的于是之变得非常脆弱和敏感，“不知什么时候想起什么事，或是看到过去的什么东西，如相片、文章，再有是什么人无意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表情，都会引起他不愉快，有时会暗自生气，也有时会伤心落泪，甚或失声痛哭”。他自卑地认为自己“没用了”，还跟妻子说不愿意见那么多的人，可长时间见不到什么人，他又会觉得人们已把他忘了，也很苦恼。公园散步遇到一些他从前的观众，热情围拢过来的交谈和惦念让他感受到一些欣慰。

因为这个无法治愈的病，于是之晚年是痛苦的，作为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李曼宜目睹了全过程，自尊心非常强的她亦经历了痛苦和内心挣扎。她在书中没有回避，勇敢地直面了这些苦涩、不甘和委屈，以及外人的不理解甚或不尊重。“是之这辈子活得不容易，在他有生之年，绝不能再叫他受委屈，我要对得起他”。自此，她伴着他开始了过于艰难的晚年。

这本回忆录质朴真实，细腻动人。在于是之和李曼宜一生经历的主线之外，还穿插点缀了许多“旁逸”的珍贵细节。儿子于永、孙子于昊明亦首度撰写回忆文章；书末收入目前最为完整的于是之年表，系统梳理了他艺术的一生。

感谢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贯穿一生的信任与深爱，也让我们在演员身份之外，看到了于是之更多的真实、纯粹、温暖与不易。曼宜老师今年94岁了，祝她健康长寿！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