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琦

制图 王金辉

老舍绝命于太平湖，我正赴内蒙古大草原插队，怎会遇见老舍呢？遇不到的！只是我与老舍先生同是北京人，都住四合院，又看了不少老舍的小说、散文，心领神会，神交久矣。

插队归来，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老舍的各类文集相继出版了，工作之余我能细细品读了，真想老舍重生，还能有个机会跟他老人家念叨念叨心仪的作品。跟女儿念叨吧，她没有类似的生活经历，跟孙女念叨吧，她觉得像听故事，而且是老旧的故事，引不起共鸣。所以我就养成了“过电影”的习惯，将老舍先生的一段段文字，变成一幕幕有声电影，在脑海里时不时地闪现，以告慰我钟爱的文字和老北京的生活场景。

“暑是不应该避的，要是把暑都避了，老天爷还要暑干嘛？四合院里住着，渴了有绿豆汤，饿了有烧饼，闷了念书，或作两句诗，早早的起来，晚晚的睡，到了晌午再补上一觉…… 有风便阴凉下坐着，没风便勤扇着，暑也可以避了。”读来亲切得很，贴切得很，因为老舍先生所书跟我的四合院避暑太像了！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老舍描写北平春夏之交，我感觉，那可是民国间最美的文字：

“青杏论堆儿叫卖，樱桃照眼得发红，玫瑰枣儿盆儿上落着成群的金峰，玻璃粉在大瓷盆内放着层乳光，扒糕与凉粉的挑子收拾的利落，长长的柳枝，轻巧的燕子，换了浅淡而花哨单衣行走的妇女……”读起来比看电影还过瘾！可是我向谁发感慨去，老舍先生已不在了。

事情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

2006年，方家胡同小学，我的母校，百年校庆到了。因为老舍先生曾担任过该校校长，又因为我的历届老师都是那么博学、美好，我早早就去了，指望着能遇到点什么。一进校门，哇，一群红领巾扑面而来，八九岁的，十多岁的，歌声嘹亮，稚嫩欢乐，跟他们谈什么呢？除了校门沧桑，一切皆靓丽；跟他们说什么呢？说老舍？说我那三十年前优雅、秀丽的班主任蓝芝玉老师？无从谈起，无从谈起……

正在这时，正在这时，迎面走来三个红领巾，四五十岁的样子，两位女士，一位先生。天呐，这先生太眼熟了，儒雅、温润，面带微笑，一看就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那种高级知识分子。听旁边人“舒乙，舒乙”地叫着，我恍然大悟：噢，是老舍先生的儿子。这父子俩长得太像了！旁边是他的夫人，还有一位人称舒济的老舍先生的女儿。

就像他乡遇故人，又像与神交已久的朋友见面，心中无限的激动与感慨，我竟然也没介绍自己姓甚名谁，就单刀直入地谈起了老舍先生：“我太喜欢老舍先生的作品了！”对方听了，礼貌地一笑，微微点了点头。

突然，我就像多年淤积的水源开了闸门，并不在乎对方的反映，滔滔不绝起来：老舍先生最早师范毕业，当的是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后做督学，到哪个学校去，都很受欢迎。月薪二百元，月薪虽高，但忙于应酬，没意思。就跑去南开中学教书，每月只50元，每天上三个班，一个星期十八个钟点，还得批改一百五六十本卷子，就在这五十二个星期内念了五十二本小说，还是在教完书，夜间念的，直累得闹肚子。当时觉得没得到好处，后来，当了大学教授…… 所以有知识粮食存着，不会没有用的。

接着我继续滔滔不绝：老舍先生爱京城，我也爱，所有写老北京的文字，我最喜欢老舍的，因为我也是在北京长大的，老舍写的初夏：南北海的绿柳新浦，公园里的牡丹芍药，崇效寺的牡丹，陶然亭的绿苇，天然博物院的桑林与水稻，都引来了人声伞影；寒苦的人们也有些地方去，护国寺、隆福寺的白塔，土地庙、花市……豆汁摊上，咸菜鲜艳得像一朵大花，尖端上摆着焦红的辣椒，鸡子儿正便宜，炸蛋角焦黄稀嫩，惹人咽着唾沫……

我发现，我不是在说，在讲，而是在背，流畅地一泄千里地背下来。我是在四合院长大的，老舍的家也是四合院：“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上什么，可是到底可爱呀！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呀！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都是由农村直接送到家门口……”活脱脱的老北京四合院的生活啊！

老舍的文字，我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还用背吗？早已烂熟于心了。听着我的“发泄”，舒乙先生的脸变了，由应酬性的微笑变成赞叹肃穆，老舍的女儿，舒济女士也围拢了过来。

我平生未见过老舍先生，但今天我算是见到了，虽不是老舍本人，但是他的子女，亲人，身上流淌着先生的血，我可以面对他的亲人，宣泄我对老舍先生的崇拜、热爱，倾诉我对他的人性、对他的文字的无比崇敬！

感谢舒乙、感谢舒济，感谢老舍的家人，给了我这样一个“遇见老舍”的缘分和机会。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