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梦溪

读到书稿之前，付如初并没有因为作者有个如此出名的女儿便匆匆答应，反而开始担心，也“没有抱能够出版的希望”。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她是多位知名作家的编辑，对稿件的质量要求非常高。多年出版经验也在提醒她，“名人出书”越来越难，何况这是“名人之父”，她在编辑手记中坦诚写下当时的担忧：在现在的阅读环境下，“内容为王”越来越不容置疑，即便名人自己写的书，如果没有扎实的文本含量，戳不中读者的兴趣点，销售也会平平。

“最初我只是想按照通常处理来稿的惯例，仔细读完，然后给她反馈个中肯的意见。”令付如初意外的是，这一本家族故事，不只是文从字顺、条理清晰，还有朴实动人的文风和扎实严谨的史料；而且，可能跟年龄和阅历有关系，徐子建先生的表达中还带着天然的克制与冷静。她用了个有趣却准确的比喻——文章的“底盘儿特别稳”。付如初很快与徐子建达成了出版意向，并专程飞去重庆拜望这本书的主角，103岁的徐成沄，徐静蕾的爷爷，徐子建的父亲。

103岁老兵口述历史

十年前，徐子建萌生了写家族传记的想法，2011年动笔时，他66岁。写作是个艰苦的过程，尤其对于此前没有写作经验的徐子建来说。为此徐子建报了北京职工文学创作研究班学习三年写作。“小客厅改成了书房，传记、回忆录、有关战争的书籍买了一堆，墙上贴满表格与地图。”徐子建说，这七八年心里想的全是写书，脑海中灵光一闪的念头马上拿笔记在本子里。

徐子建自己用“自讨苦吃”“咬紧牙关”“心力交瘁”形容埋头写书时的感受。《父亲的军装》从清末民初写起，“七分材料三分写”，笔记做了几尺厚。“有时从早上六点写到中午，站起来时，人都有些打晃。”第二稿写作前，徐子建去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二十七天中，面对着浩如烟海的战史资料，每日盯着屏幕抄录。”每一稿都改动很大。

好在徐子建最大的优势在取得了父亲大量的口述。徐成沄今年已103岁高龄，但思维仍十分清晰。编辑付如初感慨：“让人惊喜的是，老人家口齿清楚，记忆力超群。不只记得自己当年在抗日战场上如何俘获日本军官，还记得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怎么给刘伯承治眼睛。”

但老人家也不是一开始就愿意开口的。在一线参加过淞沪会战的老兵在世的并不多了，可徐子建第一次开口问父亲时，徐老先生“脸色瞬间变得极其严肃”，用“那不能讲”一句回绝了他。后来老爷子买了社科院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自己阅读并做了摘录，慎思过后告诉徐子建：“抗战的事可以讲了。”徐子建这些年不断给父亲打电话，询问各种细节，而父亲对于很多人的姓名和重要的电报文稿，张口就能说出来。因为任军医主任，徐成沄接触到了许多国共两党高级将领，他回忆的许多故事不仅鲜活动人，还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家人把成稿念给徐成沄后，他觉得“就像我自己写的”。

亲历淞沪会战

徐子建的祖父徐方兴1870年从湖北离家只身去湖南湘潭闯荡，从学徒店员做起，后自立门户做生意。因头脑灵活，投资眼光准确，家族产业越做越大，成为富甲一方的“老爷”，也是英国船运公司的买办。鼎盛时，说半条街都是他的地产也不夸张。徐子建的奶奶是爷爷的第四位妻子，与爷爷年龄差距较大，原是三房太太的丫头。徐方兴晚年投资煤矿失败，他去世后，祖母沉迷赌博，很快挥霍光了家产。“他家业的兴衰，几乎与洋务运动走着同样的步伐。”徐子建感慨。好在徐成沄儿时聪明伶俐，颇得父亲喜爱，学到了不少学问。

抗日战争期间，徐家亲属十一人投身战场。1932年，16岁的徐成沄决定从中学退学，应征入伍，报效国家。他报名了长沙警备司令部军医处，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1935年，徐成沄又报考了湖南第四军军医研究班。1937年9月，淞沪会战开战后不久，徐成沄突然接到命令，到驻守上海的国民党上将、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身边做文员。原来是因徐成沄的二哥、徐子建的二伯徐成澍推荐。徐成澍是燕京大学国文系、黄埔七期毕业，跟随张发奎多年，深受信任。

徐成沄随后便在张发奎作战办公室外屋办公，因此了解到不少淞沪会战高层的军事情况。当时，国民党军委将钱塘江北岸本就薄弱的右翼防线军队调走一半，仅留两个师，“几乎放弃守备了”。徐成沄看到，接此命令时“一向性情平和的张发奎满脸怒容”、“眉头紧锁，晚饭时喝了几杯闷酒”。数天后，徐成沄回到前线继续任军医。11月5日，日军果然在右翼防线登陆，徐成沄正巧骑马去日军登陆的营地检查救护工作。突袭爆发，他与士兵们一起卧倒在壕沟底部。徐成沄“从没见过如此猛烈的炮火”，他疯狂地抢救伤员，同时也亲眼见到战争残忍地夺去了同胞将士们的生命。

二稿完成后，徐子建又花了几个月亲自去父亲提到的战场走了一圈，收获很大。“虽然父亲是医生，很多时候没有在前线，但他所知道的信息量还是相当大的。”在仔细查阅档案后，徐子建也发现父亲的记忆在某些细节上有错误，或是因为湖南口音将地名听错。一次，他所在的63师去炸日伪军的火车，经过“连家桥”，徐子建找了三个月，也没有找到这个地点，后来才发现是“连江桥”。

为刘伯承治眼睛

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随之爆发。徐子建并没有回避父亲是如何从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刘伯承率领部队在晋冀鲁豫地区迎战国民党军队，而徐成沄正在赵锡田部做军医主任，刘伯承诱敌深入，赵锡田整个师全军覆没，徐成沄在这一战中被俘。俘虏他的是一位解放军年轻军官，对方看到他身上有代表军医的绿色领章，当下便牵着他的手做起了动员：“到我们这边来干吧，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这是徐成沄第一次接触解放军，他的印象是“和善的态度，诚恳的宣传”。被俘的第一晚，解放军让他睡在农舍的炕上，而战士们睡在外面的草地上。短短数天，他看到了士气高昂、人心向背。这时，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张际春找他聊天，诚心诚意邀请。“这么高的职务，这样平易近人”，徐成沄真心被说服。

此后，徐成沄作为军医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天晚上，刘伯承眼睛红肿发炎，徐成沄诊断后告诉他，眼睛是角膜炎，刘伯承对他说：“徐医生，现在工作紧张，我的眼睛你要尽快给我治好。”徐成沄消毒后，刘伯承客气地说“谢谢”。挺进大别山途中，徐成沄还中弹受伤，在担架上完成了行军。1949年5月，徐成沄在二野入党。新中国成立以后，徐成沄在重庆卫生系统任职至离休。2015年，他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金质纪念章。

“我就想忠实地把发生的战争过程还原出来。”徐子建告诉笔者，战争本身已经足够残酷了，无需再去渲染和煽情，真实的历史本身便能打动读者。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