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锋霜

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惩戒命令”（1940年）注明：卫生队中校队长徐成沄处置有方着记功一次。

“子建”一名，取自“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曹植，字子建，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也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透过“子建”二字，可以窥到为徐子建取名的长辈对他殷殷的深情、厚望和期许。

75岁的徐子建，十年前就有了书写一家四代的想法，终于在今年七月、其父亲103岁时，完成了回忆录《家园徐望》第一部《父亲的军装》，并由著名作家王蒙、严歌苓推荐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子建的父亲有着传奇的经历，作为国民革命军军医主任，他参加了八年抗战，然后他又以解放军军医主任的身份，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追随父亲的足迹，探寻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经历，是徐子建撰写《父亲的军装》的动力。

    古稀之年开始著书立传

欣闻《父亲的军装》出版，我兴冲冲地登门祝贺。见到徐子建时，他虽心绪颇佳，却难掩常年劳碌的疲惫和倦怠。“动笔才知道写作的艰难和辛苦，心力交瘁时想过请人代笔。女儿知道我的不易，想请一位青年作家帮忙。我思考再三，如此艰难的工作怎能让别人承担？再说自己这辈子，又何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最终决定咬紧牙关，自己完成。”谈起写作过程，徐子建感叹不已。

我与徐子建先生于八年前相识，那时我在一所老年大学供职，他在我校写作班求学，是班里年龄最大、也是最努力的学生。随着接触的增多，我逐渐了解到，他为了这部回忆录的写作，真是煞费苦心。

他虽在读书时所写作文受到过老师的表扬，但参加工作后，却是从技术工人干起，后来又担任车间主任、总厂的调度长，到1985年“百元下海”办厂，从事的都是业务技术性工作，基本上没有和写作打过交道。但是，他对文学素来喜爱，浓浓的文学情结一直萦绕于心。他喜欢古典诗词，年轻时把抄好的诗词张贴在机器旁边，一边看守着机器一边背诵，几年间他能完整背诵的古典诗词达几百首。成年后住房拥挤，他在床头墙壁上钉制了一个阁楼式大书箱，里面堆积的书籍五花八门，大量的阅读充实了他的知识储备。他还为女儿徐静蕾推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书目，使其在考取北京电影学院时直接受益。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他对传记产生了兴趣，购置阅读了诸多名人传记和回忆录，在书上画重点、写眉批，做了许多笔记，从前人著作中学到不少东西。

下决心要写回忆录之后，徐子建添置了满满几个书柜的图书，墙上贴满了地图和表格，小楷手抄的资料近百万字。这十来年，他心里想的全是这本书，每当脑海中有灵光一闪的念头，立刻记在小本子上。除了参加过老年大学的写作班，他还连续三年参加了北京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并组织文学沙龙，努力学习写作知识，提高写作水平。

    战争烽火中的军医主任

徐子建的父亲徐成沄今年103岁了，他的经历颇为传奇。子建先生说：“父亲以国民革命军军医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八年抗战。又以解放军军医主任身份，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父亲一人映现两个战争时期的经历，是激发我写书的极大动因。”

徐成沄小时候家庭条件优越，受过良好教育。其父徐方兴投资失败后去世，家道中落，徐成沄弃学从医，15岁当医兵，19岁报考湖南陆军干部学校军医研修班。“七七事变”发生后，徐成沄提前毕业，随同湘军奔赴淞沪战场，并被提拔为团部军医主任，1938年坚守萧山时，他第一次荣立战功。

“那是在一次小规模战斗后，父亲带领医护人员打扫战场时，看到一个躺倒的日本兵口袋里揣着一面军旗。父亲一手去抓军旗，一手伸到他的鼻子下面，想试试他还有没有呼吸。没想到受伤佯死的鬼子突然出手，一拳打在父亲的鼻梁上，鲜血瞬时喷涌而出。父亲气坏了，照准鬼子太阳穴一连几拳将其打昏，然后让担架兵将其抬往后方医院。原来日本人把军旗看得很重，认为战败丢旗是奇耻大辱。父亲抓了个日本俘虏，又得到一面日本军旗，立了一功，很快被提拔为师部军医主任。”说话间，子建先生拿出一份影印的“惩戒命令”让我看。那是第二游击区副总司令兼63师师长冷欣将军签署的，上面清晰地记载着徐成沄1940年又一次立功的文字：“本部卫生队中校队长徐成沄处置有方着记功一次。”

子建先生说，老人的传奇之处，是他经历了淞沪、浙赣、常德等多次会战，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抗战期间，徐成沄曾两次被日军战机打掉了帽子，如今每每提起都哈哈大笑，自诩命大才活到一百多岁。解放战争时期，他所在的整三师第一仗就被解放军包围，他和师长赵锡田等众多官兵被俘。解放军急需军医，二野民运部长穰明德与徐成沄同吃同住半个月，张际春副政委亲自约见谈话，卫生部长钱信忠勉励，使他受到深刻教育和感化。在解放区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也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参加革命队伍后，徐成沄以自己的医术全身心地为部队服务，在被国民党飞机炸断腿骨后，仍坚持为伤员做医疗手术，而且他还曾为刘伯承司令员点药治眼。

新中国成立前夕，徐成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随军进军大西南，参加重庆军管会，成为重庆卫生系统的第一代领导干部。如今，生活在重庆的徐成沄老人尚能持杖自如行走，并主动签约捐献遗体用于教学解剖，表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医疗科学事业”。

    一个家族十人参加抗日战争

抗战期间，徐氏家族有十人参加了对日作战。因而子建先生有一种沉重的使命感：忠实地记录这段历史，是对他们光荣业绩的永恒纪念。

《父亲的军装》里，专门有一节介绍抗战中徐氏家族十位适龄男子全部投身军旅的过程。他们参加抗战，就意味着选择了枪林弹雨的生活，选择了必要时奉献自己的生命与鲜血。

“我们家族中，抗战的领头人徐旨乾资历最深，军阶最高。他参加过武昌首义，后被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学习，与叶挺、邓演达、薛岳等人同窗。”子建先生介绍说，“七七事变”后，徐旨乾任第十集团军中将总参谋长、浙江省温台防守司令，率当地军民数次重创登陆侵扰的日军，撰写了《革命战术细部之研究》一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徐旨乾奉命赴缅甸作战。1944年为收复滇西立下战功，被授予抗战胜利勋章和光华甲种一等奖章。

徐旨乾的儿子徐振旅，1937年中央军校14期炮科毕业，抗战时任营长。徐旨乾的女婿贺亦彰，1933年陆军大学12期毕业，抗战时出任主力部队19师参谋长、第四方面军总参谋长。

子建先生的大伯徐成淦，1894年生于湖北汉阳，“幼读经书、学富五车”，曾任湖北硝磺总局局长，抗战中奉命出任武汉政府区长。二伯徐成澍1930年7月毕业于黄埔7期，抗战时担任第三战区军官训练大队少将总教官。三伯徐成淮抗战时由排长升任连长，牺牲于淞沪战场。二叔徐成沛从军医学校毕业后参加抗战，先后在100军、63师任上尉军医。姑父夏映纯从1938年起任“飞虎队”电台台长，参加过武汉、常德、雪峰等几次会战，并有幸在芷江会场见证了日军受降的历史时刻。二伯的女婿王永浩，1939年黄埔13期毕业，抗战时任第100军通讯连长、营长，参加过浙赣、长沙、常德、湘西会战。

“留在大陆的二叔1979年去世前赶上了落实政策，父亲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以99岁高龄被授予抗战老兵的金色纪念勋章。”子建先生说，一大家子有这么多人参加抗日战争，对他们后辈来说，是一种荣耀。

    追寻父辈足迹，再现历史真实

四年前，徐子建开始动笔。他对着电脑语音写作，查资料、翻笔记、听取当事人回忆，放弃了寒暑天的度假休养，节假日出京探亲也带上写作电脑。每写出一部分，便向亲朋好友中的行家请教，听取意见，逐字逐句精心修改，令诸多师友深受感动，并提供许多具体帮助。

毕竟年逾古稀，连续几年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常常使他头昏脑涨。夜里休息不好，紧张地忙碌一天之后，从书桌前站起身时摇摇晃晃。面对写作的艰辛、困苦与付出，他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追求：“曾经看过‘胸中块垒、笔底波澜’的名句，只有把自己几十年的所见所闻，还有内心想说的话全都写出来，才算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生。”

回忆录这一类文章，常是“七分资料三分写”，找资料当然离不开年过百岁的老父亲。子建先生说，六年前刚开口问国民党军队抗战情况，老父亲脸色瞬间变得极其严肃：“那不能讲。”子建先生耐心告诉他，国家对这段历史已经有了客观的结论，国共共同抗战，都是光荣的事。老人家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他认为社科院才能代表党和政府的立场。老人家认真阅读了有关章节、做了摘录，然后才说：“抗战的事可以讲了”。

此后，子建先生不断地询问当年情况、抢救历史资料。可喜的是，老人家仍记忆力惊人，当年接触过的人、经历过的事，姓名、体貌、时间、地点，乃至重要电报的文稿，张口就能说上来。

子建先生说，他的实地考察是从寻根开始的。2008年9月，他辗转找到祖籍汉阳远郊的徐湾，那是一个只有十八户村民的小村庄，徐家辈分排序是“祖德卓方成，子振家声远”。2011年去湘潭，他寻访了毁于日机轰炸的怡和公司、徐贤志堂。两年后再去湘潭，找到瞻岳门内雨湖老街的母亲娘家住地，虽然原址保留着以前的风貌，但旧居的平房和门前的贞节牌坊已荡然无存。2004年，他专程去台湾访亲问故，得到九十岁高龄的堂姐徐素娇、姐夫王永浩提供的不少资料，并参观了几处历史博物馆。

子建先生表示：“实地探寻历史，是我对读者应负的责任。”今年春天，他实地考察了淞沪会战时父亲部队防守的乍浦、金山卫，去了父亲抗战的江浙几处战场旧地。他还专程走访了1946年整三师覆灭的山东定陶大杨湖、天爷庙，走访当地老干部、老党员、老住户，亲赴当年战场的沟沟岔岔，爬山涉水，行程上万，印证了父亲的叙述，弥补了个别的疏忽，保证了回忆录的历史真实性。

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珍藏着不少抗战史料，子建先生两次去南京查阅。第一次长达27天，面对浩如烟海的战史资料，每日盯着屏幕抄录。其中有呈送军政部及蒋介石的战报、各战役的概要，有父亲抗战中的立功记录、呈送蒋介石的“徐成沄等八员”任免报告与个人履历表等。这些难得的珍贵史料，使他更多地了解到，抗战期间有统帅决策上一次次的重大失误，但也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苦苦支撑；有国共之间的合作与摩擦，但也有共同抗战的民族精神；有国军派系严重、军心涣散的表现，但也有大量抗战官兵在装备落后缺衣少食状态下坚持战斗的记载，有国民党将士浴血战斗的历程，依然令人动容，可歌可泣。

功夫不负有心人，书稿交出版社之后，子建先生偶然从母亲生前单位的档案中发现她的自传与简历，才知道母亲经历过长沙大火后的千里大逃亡，经历过湘乡血肉横飞的大轰炸，经历过战乱中失去一儿一女的巨大悲痛。而这些事，因忌讳随军家属那段历史，母亲离世前从未提及。因此，子建先生在书中动情地写下自己的感慨：“战争是男人的血，女人的泪，儿童们的苦难。”

告别时，子建先生告诉我，《家园徐望》后两部的初稿已经完成几十万字。第二部写随着共和国的成长与壮大，自己站在时代角落里亲历的过程，尤其是下海后不亚于鲁滨逊荒岛求生的人生波澜。第三部讲子女教育，把自己如何成功培养子女的经历与体会，真诚地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十年磨一剑，砺得梅花香。正如徐静蕾在《序·爸爸的书》中所言：“十年间，见证了他写作的巨大进步。非常客观地说，确实是量变到质变。而这种挑战自我的不懈努力和坚持，真的很有成效，并且令人尊重。”

（原标题：百岁老人忆战争岁月）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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