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弘

首先，宋徽宗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宋徽宗1100年2月即位，1125年年底金兵大举进犯时传位给宋钦宗。当时，契丹人建立的辽国逐渐衰落，女真人完颜阿骨打的势力逐渐崛起。完颜阿骨打1115年称帝，国号大金。对辽国的战役中，金军势如破竹，频频奏凯；而辽军屡战屡败，士气低沉。

此时，宦官童贯掌握了北宋的军事大权，他在做监军时，帮助宋军在西北打了几次胜仗。宋徽宗和他的大臣们一直对于燕云十六州落于辽国之手心有不甘。于是联系完颜阿骨打结盟，一起进攻辽国。

应该说，联金灭辽这一巨大的战略失误，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宋金辽三国中，金国军事实力最强，辽国次之，北宋再次之。此时的局面，与三国时代颇为相似。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策略，上册是坐山观虎斗，让金辽相争，发展壮大自己军事实力，以图渔翁得利。中策是联合辽国抗击势头正猛的金国，以图保全自己。但北宋采取的却是下策：联金抗辽。

这一重大的战略失误，导致了及其严重的后果。在双方对辽国的进攻中，金兵攻无不克，而宋军则在辽军面前不堪一击。辽国降宋的郭药师攻入燕京后得而复失，童贯等人只得请求金兵攻占燕京。结果，为了收复燕京，不得不忍受金人的不断加码的敲诈勒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在此过程中，让金兵看穿了宋军的无能和不堪一击。

其次，考虑不周，心存侥幸。宋徽宗君臣一厢情愿，只想着收复燕云十六州，完全没有考虑到联金灭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变化，没有做好最坏的打算，并组织强大的防御体系。可以想见，无论是金国消灭辽国，还是辽国击败金国，对于孱弱的北宋而言，胜出者都是强大的敌人，都必须严加防范。

第三，宋徽宗君臣不知己不知彼，轻启战事，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以军事实力而论，宋朝军队战斗力极差，与辽国军作战历来都是败多胜少，而女真军队的实力犹在辽军之上。可以说，宋徽宗君臣是以最弱的军事实力，奢望谋求最有利的后果。无论是宋徽宗的个人才干，还是北宋军队的实力，都不足以支持他与金、辽发动战争，收回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在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面前，只能“徽宗妙计安天下，赔了金钱又折兵”。前朝对北方民族作战败多胜少，“澶渊之盟”的经历并没有让宋徽宗及其君臣在军事实力上形成清醒的认知，相反，赵佶雄心勃勃，企图完成先辈皇帝没有实现的心愿。

第四，北宋缺乏一以贯之的外交战略，在战与和两端摇摆。北宋君臣在外交上没有原则，也没有长远的外交考量，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无常，明知军事实力不如金军，但又要谋取更多的利益，背弃与金国签署的盟约。最后授金国以柄，丧失了主动性。更重要的是，这些行动没有为自己构筑防御体系赢得喘息的时间。

第五，在军事上用人疑人，富有经验的军事将领种师道饱受掣肘，缺乏必要的权力和基本的作战资源，如最基本的粮草等等。这使得他们在作战中无法自主，缚手缚脚，极其被动。

凭借军事力量上的优势，金军对北宋敲骨吸髓，不仅榨干了北宋首都汴京的金银，而且掳掠了几千名妇女到北方，宋钦宗被废黜，和宋徽宗一起成为俘虏，被押到北方。从至高无上的皇帝，到失去自由的囚徒，个中滋味，惟其自知。

赵佶不是一个好皇帝，在个人品行上极其不堪。他不惜民力，挥霍财产的作为，与他的祖宗宋太祖有着天壤之别。

作为一个杰出的书画家，赵佶的艺术造诣之高，不仅在当时少有人及，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正是因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赵佶的穷奢极侈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他品味高雅，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他是一个建筑园林专家，大局建设亭台楼阁，让各地进献花草树木，奇峰怪石，鱼虫鸟兽。1122年，为了将一块高15米，重约30吨的太湖石从太湖运至汴梁（开封），他委任朱勔专门负责此事。朱勔动用了整个国家的人力和物力：造大船，用数千名民富拉纤，无法通过时拆桥梁，拆城市的水门，费劲九牛二虎之力用几个月时间才完成任务。这块太湖石被放到赵佶建造的皇家园林艮（gèn）岳内，赵佶为之命名“昭功敷庆神运石”，并封之为“盘固侯”。朱勔也加官晋爵，被封为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赵佶的奢侈，无疑给北宋的财政制造了巨大难题。正因为善于为皇帝理财，蔡京才得到了重用。他通过发行纸质的交子和盐引，让宋徽宗获得了大量收入，却给民间制造了剧烈的通货膨胀。《汴京之围》（324页）显示，赵佶每五到七天必须用一个处女，幸一次进一阶。到他退位时，遣散的宫女竟然有6000人之多。皇帝的后宫，人们历来用“三千佳丽”作比。而赵佶的骄奢淫逸，大大超出了平民的想象力。

在艺术上，宋徽宗可谓大家；在政治和军事上，他几乎就是一个弱智。然而，在古代的君主制下，缺乏政治才能的赵佶偏偏成为了皇帝，整个北宋天下莫不受到赵佶决策的影响。赵佶的战略失误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自取其辱自不待言。但是，那些无辜牺牲的平民，还有那些被金兵带到北方，死于路途以及活着受辱的女子，他们遭遇的痛苦，难道不都是宋徽宗造成的吗？《汴京之围》（271页）显示，金兵勒索汴京妇女带回北方经过南熏门，有女子对着北宋的大臣大骂：“尔等任朝廷大臣官吏，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来何面目！”大臣们不敢搭话，避头不敢看这些女人。

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赵佶作为失势者的悲惨遭遇令人同情，从政治人物的责任来说，宋徽宗却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即便他有盖世才华，极高的艺术鉴赏力，对文人士大夫很宽容，那也不能掩盖他昏君的本质。《汴京之围》带给读者的思考，还有很多很多。（《汴京之围》 郭建龙 著 天地出版社）

（原标题：北宋的转折点）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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