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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道明先生的一生 可谓契诃夫“略带忧伤的美”的完美再现

2019-07-11 10:41 北京晚报 TF008

忽然听到童道明先生去世的消息,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精神倏忽之间离开肉身。当时我正在开一个关于散文写作的座谈会,思绪便飞到会场之外,去追寻尚未走远的童先生。

作者 解玺璋


这几天看到很多纪念童先生的报道和文章,多是赞赏他在翻译、研究、传播契诃夫这件事上所作的贡献,赞美他的人格修养,大爱无疆,他的一生,可谓契诃夫“略带忧伤的美”的完美再现。

这当然没有问题。童先生待人,温婉敦厚,谦和平易,颇有长者之风;他的发言,即便表达异见,也总是从容不迫,文质彬彬,脸上浮现着微笑;但细品他的话,又总是锋利尖锐的,穿透力很强,几句话便直指问题的实质,绝不拖泥带水。这固然是他思想之深刻,见识之高远使然,也关乎其信念的始终如一。我于是想到鲁迅先生在章太炎先生去世后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他在文中一再提醒人们注意,太炎先生不仅是位学者,还曾经是个战士,“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这个提醒同样适用于童道明先生。时光退回三四十年前,整个八十年代,都能看到童先生与僵化、保守势力殊死搏斗的身影。杜(清源)、林(克欢)、童(道明)这三个字,代表的不只是三位戏剧批评家的名字,更是那个时代遗留的历史足迹,是历史为三位批评家镌刻的一座丰碑。现在很多人爱谈论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最鲜明的标志是什么?就是门窗打开,刚刚呼吸到新鲜空气的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以及人们为争取自由表现出来的义无反顾,不屈不挠。毫不夸张地说,八十年代戏剧艺术的繁荣,戏剧批评家们功莫大焉,而童道明先生与有荣焉。

那是一个意气风发,到处洋溢着创新、探索、尝试的时代,新的艺术探索层出不穷;同时,那也是一个僵化的思想意识、艺术见解在每个领域顽强固守,寸土不让的时代。戏剧舞台上的每一次艺术探索,都可能引发新、旧两种势力的尖锐对峙和争论。1982年11月,北京人艺推出了林兆华导演的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用“震撼首都戏剧舞台”形容它的诞生一点也不过分,而且,它的影响很快辐射到全国,许多观众从各地赶来,都想一睹它的真容。简陋的临时剧场仅有210个席位,每场几十张加座,票仍供不应求。观众从这里得到的感受是全新的,“第四堵墙”消失了,时空局限亦被打破,意识流和内心独白荡涤了昔日舞台上陈腐的摹仿现实和反映现实,显示出新的审美意识的觉醒。

不过,反对意见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激烈,争议不断。有人认为,这台戏背离了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有人指责他们搞形式主义,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戏剧观,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甚至有这样的意见,认为剧本写了“待业”,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社会主义怎么能有失业呢”?这个时候,童先生与一班戏剧领域的先觉者都站出来支持《绝对信号》,支持林兆华。他当年三次到剧场观看此剧,先是写了《〈绝对信号〉的理论启示》一文,《野人》上演后,促使他又写了《〈绝对信号〉和〈野人〉之间》,他称戏剧艺术家们的这种探索,“是中国话剧艺术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说,“这次空前的艺术创新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一个宏伟的戏剧传统,在新时代的踔厉发扬”。

八十年代,任何一场艺术观念或表现手法之争,都可能演变成意识形态或政治方向的斗争,所以,支持探索、创新也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在这方面,童先生始终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围绕此后上演的一系列探索、创新之作,如《过客》、《车站》、《野人》、《彼岸》、《WM〈我们〉》、《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狗儿爷涅槃》等,他都写文章,发表意见,不遗余力地为艺术家的探索精神鼓与呼。第五代导演的影视作品,以及黄佐临先生发起的“戏剧观”的讨论,也为他所关注,并且写了大量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反复申明,艺术的理想境界,是“从单一走向多样化。多样化就意味着并不仅仅是写实一家,或仅仅是写实和写意两家。写实和写意是戏剧观的两极,在这两极之间还能存在众多的‘中间形式’”。他很欣赏林兆华绝不把自己“局限到任何一个固定的已知‘体系’中去”的做法,认为“他的审美容器中囊括着一切对他的艺术创造有益的东西。这些好东西有的来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的来自布莱希特,有的来自梅耶荷德,有的来自焦菊隐,有的来自黄佐临……审美容器充实了,手段的选择余地扩大了,创造的手脚也就松开了”。这是一个艺术家获得创作自由的象征,而童道明先生的毕生努力,都是在鼓励和支持艺术家从僵化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他们的情感和艺术想象力、创造力能在舞台上自由地表达。

童道明先生的一生是和戏剧融为一体的。他翻译、研究、介绍契诃夫,也是为中国戏剧提供一种借鉴,是对他所说的“中间形式”的丰富和拓展。他在古稀之年投身戏剧创作,写了《歌声从哪里来》、《秋天的忧郁》、《我是海鸥》、《塞纳河少女的面模》等作品,用创作实践来宣示他的艺术理想。但他更多地还是活跃在剧场,关注着当下的戏剧创作。我常常在剧场见到他,近些年来,他的身体越来越糟糕,腰直不起来,看他哈着腰从远处缓缓走来,总是一阵阵的心痛,觉得命运对这位老人实在有欠公允。他曾对我说,他喜欢“在场”,只有“在场”,才能获得对戏剧的最切近的观察。这也许是戏剧最残酷的一面,要对戏剧发言,就不能逃避“残酷”的这种“折磨”。童先生没有逃避,他以顽强的意志力坚持到最后一刻,令我们这些后辈肃然起敬!

童道明先生走了。他的离去,让中国戏剧失去了一颗良心!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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