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梦溪

孟环 摄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中央美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主任宋修见提出了两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所大学何以能够成为一个革命政党诞生的“衣胞之地”？一群知识分子何以能够掀起一个时代的狂澜最终挽救一个民族的危亡命运？

宋修见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年他在两岸各地搜集了大量关于此的一手资料，如北京大学校长秘书的私人日记等，系统梳理了“曙光从红楼中升起”的历史脉络，深入分析了 “曙光为什么从红楼中升起”的内在逻辑，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给出了解答。

“我有个明确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大学从来不会独立于社会之外，这在全世界的大学中都是一个特例。”在宋修见看来，社会动荡没有给那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一张安逸的书桌，他们必须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字的办学理念让北京大学成为了一座传播新思潮的桥头堡。这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们在接受伊始并没有把它当成一种书斋里的学问，而是边研究边践行，呈现出一种从书斋向社会快速递进的态势，时代也并没有给他们将马恩全集研究完毕的时间，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三本书使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宋修见在研究中越发为李大钊共产党人的情怀所感动，李大钊每月有三百大洋的月薪，如此高的收入全部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事业，连去世后的棺材都是学生们凑钱买的。

宋修见认为，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在筹备党的成立过程中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北京大学对党的成立所作的贡献特别表现为四个“中国之最”：第一，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李大钊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接受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人。早在1913年至1916年，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第二，最先在中国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了“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对外称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实际上开展马克思学说研究，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第一次聚会便是在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大出现了一批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积极分子。第三，最早在中国大学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从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和法律系先后正式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或讲座，经学校同意，将这些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及考核范围。第四，筹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基地。1920年，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头在上海和北京积极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到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53人，其中正在或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党员占21人。在这21人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是党的主要创立者，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何孟雄、范鸿劼、谭平山、沈雁冰等，则是党的早期重要领导骨干。

陈翔在《北大红楼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文中写道，1917年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就开始有意识地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1918年，李大钊与时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红楼二层的文科学长室创刊了《每周评论》，这本刊物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李大钊为图书馆积极引入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北大不少师生都去图书馆主任室找他聊天、讨论进步书籍。

文中介绍，1920年，李大钊在红楼的一个大教室里，组织了一场为期两天的辩论会，参加辩论的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师生，辩论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因为听众太多，教室里挤不下，很多人挤在教室外面听。辩论结束后李大钊作为评判，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证明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规律，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李大钊的发言引起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正如文末所写的那样：北大红楼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这座红色建筑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从近百年前呱呱坠地的艰辛走向今日的辉煌。

相关阅读：

《红楼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北京大学》

宋修见 著 人民出版社

《北大红楼历史沿革考论》

郭俊英主编 文物出版社

《北大红楼：永远的丰碑（1898～1952）》

杜家贵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