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一句顶一万句》首演时导演有遗憾?这回只上演“杰作”部分
去年4月,牟森导演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的话剧《一句顶一万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演出在戏剧圈乃至文化界引发热议。今年4月12日至14日,《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为观众带来更细腻的故事,更丰满的演出。
《一句顶一万句》原著小说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名为《出延津记》,下半部名为《回延津记》。牟森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超级中国社会史诗”,在首演版的创作中,他选择将《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完整的收纳进来,并“希望尽可能的在舞台上呈现一个长篇小说应该有的容量和品质”。原著小说含纳百余个人物,跨越七十载时光,完整改编的难度很大。2017年10月,牟森完成剧本初稿,共计86000余字,后七易其稿、反复精简,最终得以将演出总时长控制在三个半小时之内。
《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百姓,是中原大地上的每一个人。他们为一口痰生恨,为几张饼生恨,为一记耳光、一次催账、一场通奸,生恨。他们拔刀,无数次杀心起,又无数次杀心落,终是泪落、刀藏,孤身离去,独自奔走。《一句顶一万句》说的是伤心人的“出走”。在牟森看来,吴摩西的出延津,是中国人的出埃及记,是一种英勇的壮举。许多作品里都描写过流离失所的受苦人,他们被迫迁徙是因何?无非是天灾与人祸,如灾难,如战争,如经济波动、政治迫害。但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人们背井离乡,为的竟是孤独,是伤心,是一句话,是一个人。心事筑成一座奥斯维辛,直逼得人落荒逃离,浪迹千里,寻往心安之地。
剧目公演后,牟森对原著小说的提炼方式、对剧本结构的掌控能力,获得了认可,也引起了热议。争议的焦点之一,便是下半场的《回延津记》是否存在严重的不足。文艺批评家李静认为:“《一句顶一万句》文本和舞台呈现的精神体量庞大,深厚,是这个薄情和碎屑时代‘不合时宜’的宏大而深情的作品。”李静点出了演出的不足之处:“上半场精彩纷呈,下半场稍逊。”北师大影视传媒系田卉群教授同样认为上半场的演出堪称杰作:“上半场至结尾处,几乎可以认定这是一部杰作。”
牟森曾说:“我自己就是最严格的观众。”对于下半场的不足,他一直有着清晰的认识。去年首演后的第二日一早,牟森发了这样一则朋友圈:“首演了,但对我来说,仗没有打好,也没有打完,回延津记处理的不尽人意,剧本折腾七稿,主要是因为回延津记。
为将演出调整到最好的状态,主创团队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把上下半场分开,以《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与《一句顶一万句之回延津记》为名进行独立演出,卸下控制总时长的包袱,从容的为剧中人加戏,让故事更细腻,演出更丰满。因此,这次上演的《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正是在上轮演出中被誉为“杰作”的部分。在近两个小时的“出延津记2.0”中,老汪的故事得以舒展,若干小角色与细节也得以被添加进来。
牟森希望,能通过《一句顶一万句》让正典叙事重现于当代舞台。学者吴稼祥称:“牟森以‘抵达’与‘拯救’作为他叙事艺术总纲,想复兴亚里士多德诗学。这部话剧,是他实践自己诗学的一个范例。”导演陈洁认为:“《一句顶一万句》在内容上深刻成熟地表达了中国社会最广大人群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缺失,在形式上借鉴了古希腊悲剧的壮美之风。歌队、神父、剧中人物身上与神性相接的本能,以及一代又一代的宿命都让人想起古希腊悲剧,想起荷马史诗,导演的借鉴我以为正是他恰到好处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