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时今日，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各种摄影摄像工具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摄影术发明之初，却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19世纪，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摄影，之后这项能够记录人物、建筑以及风景的技术很快传入中国。摄影初来中国，发生了很多值得玩味的故事。

摄影术的发明和欧洲人的态度

1822年，法国一名退伍军官约瑟夫·尼塞福尔·尼埃普斯开始研究通过将涂有沥青的金属版曝光来获得影像的方法。之后，他又尝试在镀银的铜版上进行曝光，留住影像。在此期间，他认识了舞台设计师达盖尔。1829年，二人签订了合约，约定共同研究摄影术。4年之后，尼埃普斯突然去世，但达盖尔并没有放弃研究，仍致力于寻找记录影像的方法。

直到1835年，达盖尔发现涂有碘化银的金属版曝光后所留下的潜影可以在水银蒸汽的作用下显影。这种方法所需的曝光时间较之前尼埃普斯的方法短了许多，只需要二三十分钟。1837年，达盖尔发现将底版在食盐溶液中浸泡可以解决碘化银见光会变黑的问题。同年3月，达盖尔用硫代硫酸钠取代了食盐，并将其发明的这种摄影方法取名为“达盖尔印版摄影术”，即银版摄影法，摄影术由此正式诞生。

根据法国摄影师纳达尔的回忆，摄影术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公众听闻了这项发明都很“震惊”，与此同时，大家对此感到“很迷惑”。纳达尔还说，照相很快便与其他的超自然现象、妖术沦为一谈，人们把摄影师看作巫师，认为他们是在借助冥王的力量，利用手中的相机摄取被拍摄者的魂魄。1840年，丹麦雕塑家贝尔特·托瓦尔森在拍照时还特别做了一个驱魔的时候。另外，据纳达尔记载，“上至亲王，下肢黎民百姓，面对相机都会瑟瑟发抖”，即使是最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在面对照相机的时候都会“退避三舍”。

纳达尔所说的“最有智慧和知识的人”很可能指的是他在回忆录《当我曾是摄影师时》中写道的曾经出现在他镜头里的法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著名的“摄灵论”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由一系列灵魂组成的，这些难以计数的灵魂以极小的薄膜形式层层叠叠地重合在一起。而达盖尔摄影术每次会捕捉、剥离和留住一层投射在镜头上的灵魂。这种想法与当时欧洲神秘术的盛行相关，同时也反映出人们面对新生事物不确定性的恐惧，但在之后不久的1842年，巴尔扎克就已经接受了照相，并且称赞照片“逼真”、“细致”。

在这时，西方人也未完全接受摄影之术，曾有一位英国评论员评论说这项发明“几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同时表示如果这项技术不继续进行“很好的完善”，恐怕“还不如去做纽扣来得更实在些”。

中国人对摄影的接受

摄影术发明后不久便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进入了中国。在几乎同一时期，中国科学家邹伯奇也在《墨经》和《梦溪笔谈》的基础上研究光学现象，并于1844年完成了与此相关的专著《格补术》和《摄影之器记》，并且成功研制出了“摄影之器”——尽管这台器材的实际上是用作测量的仪器，但其中应用了小孔成像、透镜成像原理以及调焦、用纸承像等手段，都使得这台机器无限接近用感光材料把影像固定下来的照相机。

尽管中国古代早有光学研究成果，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摄影、成像之术还是显得十分神秘莫测。故而当人们面对手持照相器材的洋人摄影师时，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1844年10月，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及尔带着他的达盖尔银版相机来到了澳门，此时的中国人对照相机并不反感，也不害怕，应埃及尔之邀拍摄的人还会对这古怪的器材表示好奇。在当月18、19两日的日记中，于勒·埃及尔写道：“行人对我的拍摄要求每每非常配合。他们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很多人愿意为我摆姿势；作为回报，应他们的要求，我会在拍照后向他们展示相机内部的构造以及抛光的金属版上的影像。他们满怀惊奇，笑声不断。”之后的半个月，埃及尔拍摄了很多照片，同时指出，当时的人见到照片更像是孩子看到新奇事物时候的反应，更多的是“朦胧的好奇 ”，而非震惊。

同样是1844年，一位叫做奥斯蒙德·蒂法尼的美国游客记述的情形却与此不尽相同，他在记述一家照相馆开业情形的文章中提到：“很多守旧的中国人对照相书感到又震惊又迷惑，有些人觉得摄影师是巫师。”

显然，用一家摄影馆开业时的围观人群的态度指代所有人对摄影的态度是片面的，清道光朝进士、诗人周寿昌于1846年游历广东，并在其时接触到了摄影术，遂作《广东杂述·画小照法》记录：“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所谓的“画小照”便是摄影，“术人”即是摄影师，这段文字对当时摄影师进行人像摄影的基本情形记录的可谓清晰，而作者在字里行间透出的也是对这种方法的肯定，亦没有过多的惊讶或惶恐。

然而，周寿昌对摄影的的态度并不能代表所有清朝官僚的态度。1858年，后来因为火烧圆明园而臭名昭著的英国全权特派大臣额尔金勋爵詹姆斯·布鲁斯在与清政府高层官员会晤的时候就曾展示过照相技术以及电报技术，但当时与额尔金进行会晤的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和两江总督何桂清却对电报技术更感兴趣。显然，桂良等人当时都被额尔金“电报能让皇上的号令更快地送达各个省份”的说法所吸引了。但是，桂良等人却不拒绝照相，他们在额尔金建议大家合影留念时都“很开心”，并向额尔金表示了感谢，“很快就位，准备拍照”。

显然，大臣们并没有在照相后将照相的心得分享给恭亲王奕訢。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时，英国摄影师费利斯·比托为恭亲王拍摄了一张照片。很多资料上都有记载，恭亲王在初见照相机时“面色死灰”，担心照相机其实是某种会夺走人生命的武器。但是这种情况在之后摄影师对恭亲王的拍摄中很少见。1873年，同样是著名在华摄影师的英国人约翰·汤普森为恭亲王拍摄了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恭亲王坐在花园中的圈椅上，右手大拇指戴着扳指、扶着假山。神色严肃但是较为自然，坐姿也较为放松，可见已经适应了拍照。

中国人对摄影的排斥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推测，在摄影技术初入中国时，尽管一些人对此不甚感兴趣甚至感到迷惑，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人并不排斥这项技术。然而，随着当时中国与欧美国家关系的日益紧张，普通民众开始愈发排斥外国人，同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民间则流传着外国人杀害中国孩子，用他们的眼睛拍摄照片的谣言。有关这一谣言的记载可以参考当时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日记，他在1864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京城最近谣言四起，说外国人买来中国孩子，然后挖去他们的双眼，去做拍照的药剂。”这一说法不仅在普通人中传播，据1865年至1866年间驻在北京的英国外交官米福特所撰文章回忆，就连当时的重臣曾国藩都相信这一说法：“曾国藩大人有一次和一位英国医生谈及此事。谈话间，他突然说：‘你们对此不要矢口否认。我这里有标本作证据。’随后，他掏出一袋明胶胶囊给医生看。但这些胶囊其实不过是用来装蓖麻油或者其他药类而已。”

也许是受这一说法的影响，法国摄影师保罗·尚皮翁在1865年于中国进行拍摄时受到了较大影响，他说一些中国人认为相机“被念了咒”。这一例子正说明了不同中国人对待摄影的不同态度，无独有偶，1872年，约翰·汤姆逊曾在长江沿岸的某个村庄被村民围攻，而他本人也曾在其《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带着相机穿越中国》等书的序言中提到过在拍摄时遇到的困难：“我经常被当成一个危险的风水先生，我的照相机则是一件邪恶而神秘的工具，它能帮助我看穿岩石和山脉，刺穿本地人的灵魂，并用某种妖术制作出谜一般的图画，而与此同时被拍摄者身体里的元气会失去很大的一部分，他们的寿命将因此大为折损。”汤姆森判断，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很难获得儿童的肖像，但是却有很多人愿意将自己的父母带到照相机前来照相，通过作为摄影模特而获得的微薄资材来购买寿材，以此体现孝道。

汤姆森还在序言中说，人们不止一次地朝他扔石头，或者用其他粗暴的方式对他。特别是在大城市，对外国人的憎恨表现得尤其明显，而在很多乡村地区，不管是与欧洲人有来往的官员还是平民，他们都对汤姆森这个外国人很友好，“给予我这个外国人最真诚的款待” 。当然，汤姆森被围攻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中国，他曾在马六甲地区的拍摄中也遭到过类似的围攻。

有趣的是，与此同一时期，中国的名伶却给予了摄影术青睐，他们希望拍摄各种剧装照来留住自己的形象。这一情形的出现也在客观上影响着经济、娱乐发达地区的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摄影。与此相呼应的是，在中国的许多港口城市或者成为租界的地区，摄影已经变得普及，同时在那里出现了许多商业照相馆。

这些照相馆多集中在南方，在19世纪四十年代，香港就已经出现由美国人创办的照相馆，而至于六七十年代，则出现了很多由中国人创办的照相馆。如香港摄影师黎芳创建的阿芳照相馆。除此之外，还有瑸纶、日成和宜昌等照相馆。此外，在广州、上海、汉口等地也都出现了商业照相馆。在这一时期，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编译处的编译傅兰雅还翻译了许多英国人斯科特所著关于摄影的书籍，并没有得到重视。在中国，摄影这项技术在当时普遍用于娱乐或者作为一项单纯的技术，国人并没有用它进行宣教方面的工作。与此相对的是，日本在用摄影术拍摄皇室成员的同时还记录了许多艺术珍品及国家工程照片，奥斯曼帝国曾拍摄过国家形象照片等等。

慈禧太后接受了摄影

与民间于19世纪便接受了摄影不同，清末时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于20世纪初才逐渐接受了照相。据传，慈禧最早接触摄影是在19世纪60年代，而到了晚年才开始拍照，她的摄影师之一是清驻外公使裕庚之子裕勋龄。

根据裕勋龄的妹妹德龄公主所写《宫中二年记》载，慈禧是在看到了她曾经在欧洲拍摄的礼服照片后才有意拍照的，但是慈禧担心“普通的摄影师恐怕入不了宫”。于是，德龄的母亲想慈禧进言，说其兄长勋龄曾经在巴黎学习摄影，已经有些时日，推荐他入宫拍照。慈禧微微责怪德龄的母亲没有早些告诉她勋龄会拍照的事情，还言自己愿意尝试新事物。最终，慈禧宣裕勋龄入宫，为她和德龄、荣龄二位公主以及她们的母亲一同拍照。之后，慈禧在去世前还曾拍摄过动态的短片。

通过以上叙述不难发现，摄影在传入中国后国人对其的接受程度处在一种螺旋的上升之中。虽然这种态度在沿海和内陆、城市与乡村之间有着不同的差别，但是总体而，中国人在接受摄影术这件事上与当时的西方人并无太大差别，都经历了一个由不确定、恐惧到愿意尝试再到普遍使用的过程。最让人庆幸的是，正是有了这种技术的发明与普遍应用，才让处在巨变中的中国如此清晰，为后人提供了更多研究的资料与线索。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