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妇女》上发表的陆秋心《妇女节和劳动节》

报道有一明显失误：“三八节”是1921年9月9日至15日，在莫斯科进行的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经保加利亚代表提议，将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以纪念1917年俄国女工在“二月革命”中的牺牲。

1922年3月8日，苏联《真理报》等媒体刊出“三八节专栏”，《民国日报》的报道晚了整一年。不过，该报道澄清了一个流传甚久的误会，足证鲍罗廷夫人（名范尼，又译发年）不是将“三八节”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1922年才有“三八节”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着手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在“外国语学社”活动。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党的一些公开的或半公开的集会，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纪念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等集会都是在这里举行。”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秘密举行了庆祝“三八节”活动，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发表了演讲。

此处或有误忆，据学者孔寒冰考证，1921年9月15日之前，虽有国际劳动妇女节之说，却时间未定，不能称为“三八节”。

1908年，美国纽约工人大罢工，近1.5万名女工走上街头，以后每年举办庆祝活动，但时间是2月28日。

欧洲诸国的国际劳动妇女节在3月19日，以纪念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诞生（正式成立日为3月28日）。1911年，欧洲首次庆祝妇女节。

1918年后，德国将国际劳动妇女节改到3月5日，以纪念被害的女革命家卢森堡。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将3月第一个周末定为妇女节。

总之，包惠僧不可能在决议出台半年前，便提前过上“三八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三八节”是1924年的3月8日。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何香凝提交了“推动女权发展”案，被写入大会宣言。会后，何香凝接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着手在广州筹办首次“三八节”。

鲍罗廷夫人把大家带进沟

何香凝在《回忆中国的第一个“三八”节》中写道：“有一次，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和我谈起了妇女运动老前辈蔡特金和‘三八’妇女节的事，我们为了配合进一步开展妇女群众运动，就打算在广州举行一次‘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

鲍罗廷夫人是1923年10月到达广州的，晚于本文开篇提到的那篇报道7个月。

为办好“三八节”，鲍罗廷夫人专门写了《国际妇女节与国民党》一文，由尤亚伟翻译，发表在1924年《新民国杂志》第一卷第6期上。后来关于妇女节的种种误传，多从此文来。

比如将“三八节”源头追溯到1908年美国女工大罢工，并称经共产主义领袖柴根特女士创议，自1910年起，3月8日被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

1924年，这位“柴根特女士”被《广州民国日报》译为“栉琼”，1925年，又被《晨报》尊为“美国妇女共产党领袖紫芝根女士”。其实就是蔡特金，她是德国人，生前写过几篇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文章，时间都标为3月19日。

鲍罗廷夫人为何错得如此离奇？可能与她更关注宣传效果有关，她在文章中称：“1912年妇女节已经被许多欧洲国家的劳动妇女所遵守，已经变成德国、奥国、英国、荷兰和保加利亚各实业中心的‘圣诞’节了。热忱是她们成功的要义。”

对于鲍罗廷夫人的疏漏，长期无人质疑，至今大多数工具书、辞典均袭其误。

挺“三八节”是为了“抓稻草”

“三八节”在中国传播速度惊人。

据学者周蕾考证，为推广首个“三八节”，1924年3月5日，在广州致信学信召开了筹备会议，廖仲恺作了题为《国际妇女节之性质》的演讲，称：“妇女在人类占半数，而受不平等之痛苦，较男界为甚……故吾人求解决国家社会各问题，则对于妇女问题，不能不同时兼顾。”

3月7日，妇女部派出12人乘汽车，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解放妇女所受资本制度压迫”（这两个口号均出自鲍罗廷夫人的文章）。

3月8日，召开庆祝大会，会后在广州主要街道进行了游行。

国民党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将“三八节”抬到新高度：“故在中国，此妇女日之遵守甚为重要，盖是日乃籍以警醒妇女群众，使除然于中国国民党所倡之革命运动之日后，而图其实现也。”

力挺“三八节”，因孙中山高度重视与鲍罗廷的关系，他曾说：“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来华前，鲍罗廷对中国“一无所知”，到广州后，曾遭张继等人责问，经孙中山直接干预，风波迅速平息。

在孙中山与鲍罗廷的交往中，双方夫人发挥了重要作用。鲍罗廷夫人英语好，与孙中山、宋庆龄可直接交流，故私谊甚笃。孙中山曾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灾难，可是它们的语言（指英语）倒成了您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他把妇女节放到5月1日

“三八节”被国人迅速接受，除现实意义外，还有历史原因。

1897年，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康广仁的夫人黄谨娱等在上海创立中国女学会，是为中国最早的妇女组织，妇女解放、妇女独立等观念开始得到推广。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女权运动进入第二个高潮期。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到1923年间，明确提出参政要求的妇女组织已达19家，相关刊物已达11种，加上其他女性刊物，在社会上形成较大影响。随着女权意识提升，为接纳“三八节”，提供了文化土壤。

翻检旧刊，惊讶地发现，早在1920年，《新妇女》杂志第二卷第3号上，曾刊出陆秋心的《妇女节和劳动节》，明确提出妇女节，并称它是“全世界人类公共的节”。

文章指出，劳动节的前身应是妇女节，因5月在英文中写作May，有青春、少女之意。欧洲古时风俗，每年到了5月1日，青年男女必早起，入森林、野地采花，集为花柱。这一行动被称为A-Maying，花柱则被称为May-Polo。在游戏中还要设置五月夫人、五月女王等名目，妆扮成花神。

陆秋心认为，这足以证明，五月一日本是妇女节，后因资本剥削，才成了劳动节。

在文章结尾，陆秋心称：“从今以后，我们一个人也不可以忘记了这个节！从前的妇女节！现在的劳动节！永远的人类节！”

陆秋心可能知道当时欧洲女工动辄罢工，但考证似是而非，竟把妇女节设在5月1日，他因此成为首位在报纸上提出妇女节的中国作家。

他因翻译小说而成名

对于陆秋心，今人了解不多，上世纪初，他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比如1921年7月12日，新华书局纪念成立三周年，在《申报》上刊发廉价售书广告，写道：“东京有个天胜娘，新奇魔术他发明。中国有位陆秋心，言情小说真著名。”

在当时报纸上，常见陆秋心的名字，但关于他生平的介绍，仅有凌君钰的《南社文士，近代作家——陆秋心事略》和于右任的《陆秋心先生墓志铭》两篇短文。

陆秋心本名曾沂，字冠春，1883年生于江苏海门。父陆雨林有文名，母沙氏亦能文。

陆秋心10岁通经，18岁补学官弟子（即县学生员），可他却说：“非秋心志。”便去了上海，入爱国学社。

爱国学者是中国教育会临时创办的教育机构。蔡元培任学校总理，吴稚晖任学监，黄炎培、蒋智由、蒋维乔等人任义务教员。该校只存在了6个月，因“《苏报》案”发，被迫解散。

此后陆秋心追随马相伯入复旦大学，业余在《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上写社论，还加入了南社。柳亚子曾说：“在一百九十三个社员中，苏北仅一人。”这一人便是陆秋心。

陆秋心与柳亚子常抵足而眠，聊天竟夜。

陆秋心因翻译《葡萄劫》成名，该书在《民立报》上连载三年，开报纸连载小说之风。小说讲述了“叙然腊（今译希腊）志士不堪土耳其横暴，揭竿革命，光复故土”的故事，被称为“诚近今小说唯一无二之善本”。

空有英雄心，此生未兑现

除了译小说，陆秋心也写小说，先后创作了《双泪碑》《秋心说集》等，以致“海上购稿者踵相接”。陆秋心用小说宣扬革命、灌输主义，并以《斗锦楼》为题，创造了一种“集锦小说”，即几名作家接龙写作，邵力子、叶楚伧、杨东方、谈善吾、徐血儿等均参与。

辛亥革命后，陆秋心回到复旦大学任教务和中学部主任，乡人推举他当议员，被他推辞。

与当时许多革命者一样，陆秋心也特别关注女权，在《随感录·我只认定一个“人”字》中，他写到：“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要做《新妇女》半月刊？你们虽然都是女学堂里的教员，究竟你们也都是男子。妇女的事情，应得让妇女们自己去研究……凡是人的事情，只要我们人的力量能够做的就去做，有什么应得让，又有什么冒牌。我只认定一个人字，我想男女间种种不平等的罪恶，都是由不识人字生出来的。”

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招陆秋心前往，授予参军兼秘书之职。陆秋心冒酷暑回校交接工作，他精于“少林术”，没想到一病不起，竟然逝去，年仅44岁。

陆秋心娴于英文，擅小说，旧体诗亦佳。在赠柳亚子的诗中，他写道：

满地干戈原劫数，危流砥柱要英雄。

私家衰盛成何事，仗剑看君出海东。

陆秋心胸怀壮志，可惜天不假年，以致身后寂寂无闻，连照片都找不到，实在太遗憾了。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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