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虹

资料图 王金辉 制图

我想母亲身上一定是有强大、旺盛的生命力。这样她才能抵抗艰难、绝望的生活，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不久前，在餐桌上，人俨说起路易丝·布尔乔亚的大蜘蛛，我惊讶地发现它和母亲如此相似。不是境遇的相像，是承受能力和方式的相似。布尔乔亚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一个一直低着头，一边修补挂毯，一边默默承受悲伤与痛苦，一个终其一生都坐在缝纫机前，日以继夜地工作，专注的面容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压力、与生俱来的坚韧及对宿命的默认。

母亲经常笑，还很容易紧张、惊慌失措。她不是一个沉默的女人。她笑时总是难以抑制地拍打旁边的人，时常笑到合不拢嘴，发不出声音（有一次，马六甲的老三姨来看望她，在餐馆里，她激动得整副假牙都掉出来！）。如今想来，她那夸张的笑也许隐含多重意义，是对生活的幽默和悲苦的回应、反击或消解。那笑很可能深化了我们对她的印象，甚或构成了一个假象，使我们深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乐天知命的普通女人，没有一点隐藏的，更深刻的意义（她到底是不是？是不是？）。

这些年，我渐渐遗忘她的生活，她的一切一切。也许这是因为我变得越来越漠然，离乌拉港的生活越来越远的缘故。我已成长为一个女人，也在独自面对生活的不自由和不公正。“人要承担一切选择的结果”，我总这样想。当小心翼翼的尝试最终都化作一声叹息或被逐渐忘却，不再被提及时，我的这个想法更是越来越坚定。“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干涉另一个女人的爱情？”“她有丈夫，这些事应该由她的男人去做。”我经常这样说。

一天晚上，她突然走进房间，坐在那张我用来顶着房门的圆木凳上。木凳没有靠背，她佝偻着，衬衫的领子耷拉下来，露出她那嶙峋凸出，干瘪、皱巴巴的锁骨。

“我要跟你讲一个孩子的故事，你可以写下来。”她对我说。

这次她分享的是一个新的故事。她说起自己在生弟弟时如何差点送命，然后被救的经历。故事中的她三十岁，正在分娩第四个孩子，那是她唯一的儿子。在分娩过程中，她突然大量出血。医生问病房外的爷爷和父亲要保住大人还是小孩。爷爷说要保住小孩，父亲则说要保住大人。结果皆大欢喜，大人和小孩都安然无恙。

她回忆这件往事时，神情是如此淡然。她的上唇很薄，容易使人以为她如果不是在抿着嘴，便是在以一种轻蔑、挑剔的态度说话。她的眼袋沉沉垂着，像两个卧着的，饱满而暗淡的弯月。那个晚上她显得出奇地平静，保持着一致的语调和声线，不像是在讲述自己的生活，更不像是在议论某个亲戚或朋友的令人难堪的事迹。故事说完了，她又继续说起另一件事。

“我有一次想走，下楼后躲在照相馆附近，不知道能去哪里，最后就又回来了。那时候阿妹已经在台湾了。”她说。

我一直以为她说的“一个孩子的故事”指的是她的故事，那个“孩子”便是她自己。后来，在她的葬礼上，当我对三姨妈说起这件事时，我顿时恍然大悟，几乎可以确定她说的“孩子”其实就是弟弟，是她的孩子。我并没有告诉姨妈母亲究竟说了什么，只是告诉她母亲说过的那句话，“我要跟你讲一个孩子的故事，你可以写下来”。姨妈重复了那句话，以此表示惊讶和好奇。当我也像姨妈那样复述母亲的话时，我突然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一个孩子的故事。她的孩子。

如果我当时没有错误理解她的话，我流的眼泪也许不会如此纯粹，而是会掺杂着一丝嫉妒、哀怨、悲愤及失望，这样的忧伤是复杂、沉重的，带着腐朽的味道，让人产生一种很深的挫败感。

我讨厌这种腐朽的味道，厌恶这样的挫败感。

在她逝世前两周的一个下午，我从北京给她打电话。当时她和尤妮在病房里。尤妮是我们雇来照顾她的印尼女佣。那段时间她不是住在大姐的家，便是住在医院里。她有时候会想回乌拉港，有时候会想去某个亲戚家住（她一厢情愿地认为那些亲戚会收留她），或是想住在医院的病房里。父亲乐于见她住在大姐家或医院里。也许这是因为他也极度疲惫和厌倦这一切。他迅速将母亲的日用品和药物搬到大姐的家，然后每天在固定时间出现在那里，像在自己的家那样指挥所有人，掌控一切。

“我跟你讲，”母亲以一种明确，但又带着一点惶惑的意味幽幽地说话，“我是要回乌拉港的。那里是我的家。妈妈爱爸爸，妈妈为了你们这五个孩子，所以才没有离开爸爸。妈妈是爱爸爸的。我是要跟爸爸在一起的。我跟阿芳不一样，我是不会离开爸爸的，我不会做那种事的。你跟大姐讲我是要回家的。”她的声音听起来清朗、平和。阿芳是我们的一个亲戚，她正准备和她的丈夫离婚。

挂电话后，屋里弥漫着一股腐朽、绝望的气味。我感到无限悲痛和无助。我原本还应该充满怨毒的。

为什么她独自一人承受这些？为什么我要背负这为人子女的沉重枷锁？为什么？

（原标题：母亲，隐忍的蜘蛛）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