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年

资料图 摄：徐芳

这是“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刚被“发现”时我们用四川话翻译的当地民歌。歌词需要略加解释：“胡豆”是蚕豆；“苞谷”是玉米，也是这条大山沟里九个藏族村寨原住民的主食；“竹子开花”指的是箭竹六十年才开一次花，然后就老死了，它是大熊猫的主食。等待新笋出土的熊猫饿了，走进村寨觅食，藏民把它当成客人，喂它苞谷馍馍，熊猫吃完就大摇大摆地回归山林了。

藏胞真实地描绘了“人间仙境九寨沟”的生态原貌，把胡豆、苞谷、箭竹、大熊猫都请进生活之歌，我就不能谱写一首“鸡蛋之歌”吗？然而除了“牛顿煮鸡蛋”的笑话，人们普遍食用的鸡蛋好像很难进入诗歌的大雅之堂，而且莫名其妙还拥有了许多谤名：笨蛋，混蛋，坏蛋。这不公平。

改革开放后，我的早饭经常是一碗粥和一个煮鸡蛋。此事微不足道，然而“积沙成塔”，也能成为“万蛋饕餮”。我的前半生--八年抗战的小难民，又当兵十年，还有“文革”十年，那时很少吃到鸡蛋。读过一篇文章《素食的中国》，大概是外国记者写的，其中说道：“农民只有过年才杀猪宰羊，平时吃块豆腐就是肉。中国人发明了豆腐，是摄取蛋白质的重要途径。”这话不假，当年北京的副食店就卖多种豆制品：南豆腐、豆腐干、豆腐丝、千张、素鸡，都很便宜，但要收粮票；另有霉豆腐、酱豆腐、臭豆腐，给钱就卖。小吃店里还有豆浆、豆腐脑、豆汁，极受欢迎。

我们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无论“马牛羊鸡犬豕”还是“粮棉油肉蛋奶”，鸡蛋都不可或缺。那些年的鸡蛋哪儿去了呢？一言难尽。赫鲁晓夫访华时也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们人民公社的老母鸡哪儿去了？”他是来要债的--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志愿军买了苏制武器，战后就用猪肉、鸡蛋还债，“那是金坦克”！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品匮乏，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北京市规定处级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一斤白糖、一斤黄豆；局级干部一斤肉、一斤鸡蛋，被大家戏称为“糖豆干部”、“肉蛋干部”。我是农机研究所的秘书，知道领导干部并不敢吃这些营养品，而是让给了老人、孩子或病人。1960年北京昌平中越公社建成的一座机械化的大型鸡场和一座万头猪场，都因为缺乏精饲料而处于半停产状态。社员家庭养鸡同样受到限制，我见过小学生双手捧着一个鸡蛋到供销社换铅笔和作业本，或者半斤盐。鸡蛋就是社员的零花钱。只有姑爷上门时，丈母娘才给他做一顿好饭--烙饼摊鸡蛋。

我下放平谷农村插队劳动期间，每月休息四天，骑车进城回家，途中经常遇上“铁腿运输队”--四五个壮汉每人一辆红旗牌加重自行车，货架子上跨两只铁丝大筐，用树叶垫底，一筐装一百斤鸡蛋，从大华山镇的供销社送到北京城。跑一趟（九十公里）收入“脚费”二十元，如无破损，外加奖金两元。我跟他们马路交友，饭馆攀谈--中途总要在顺义的张镇或杨镇吃顿午饭，一进饭店，铁腿们就大声叫喊“不吃发面！”那不禁饿，只吃烙饼卷猪头肉。原来他们三天一个来回--到北京交货后不住店，连夜往回赶。春夏秋（产蛋）旺季，一个月能跑十趟，收入二百多元，真是“给个县长也不换”！我十分钦佩铁腿们的高超车技，不紧不慢，不颠不碰，不用车铃，全靠吆喝：“来啦！碰不得的大鸡蛋呀！”

农村供销社收购鸡蛋一斤五毛钱，城里菜店的零售价是六毛钱。好年景，北京市民凭购货本一户供应一斤鸡蛋。我家这十二个鸡蛋是孩子的最佳营养品，我和妻子绝对不吃。1982年出现了转机，一些农村大嫂挎着篮子串胡同用鸡蛋换粮票--市民吃商品粮，每月领粮票买粮食，副食品多了，粮票略有富余；农民吃自己种的粮食，没有粮票，出门办事很不方便--十斤北京市的粮票或者五斤全国通用粮票换一斤鸡蛋。吃了不花钱的鸡蛋心中有愧，就把农村大嫂请到屋里喝杯茶，聊上几句--她们的话犹如春风扑面，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采购员、推销员怀揣烙饼出家门，今年改成自带粮票满天飞了！”

（原标题：鸡蛋春秋）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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