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芊

二月河是作家圈中的一个特例：高中毕业，没有上过大学，读书时不甚用功，他的老师曾骂他是“饭桶”、“垃圾”、“废物”；40岁时才开始写作，四处投递，但都石沉大海；做过红学研究的“票友”，因此结识了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在冯老的鼓励下，二月河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1985年，冯其庸看完《康熙大帝》前十章后，对二月河说：“你不用研究什么红学了，这就是你的事业。”

尽管《康熙大帝》在出版后受到的认可度并不太高，但二月河总算获得了些名气。1987年8月10日，一位年轻的编辑周百义慕名前来拜访这位“在日记本上写小说的作家”，这也是周百义第一次外出组稿。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编辑生涯将会与这位作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将开启一段长达三十一年的合作和友情。

在旅馆一口气读完《康熙大帝》

1987年，二月河42岁，周百义33岁，后者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二月河给周百义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憨厚的北方汉子，方脸，板寸头，眼睛不太大但很有神。他不多话，你问一句他答一句”。夜里，周百义在招待所一口气读完了由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颇受震撼，当即决定向他约稿，然而却遭到了拒绝。

二月河在他的《我和我的两个责任编辑》一文中描述过当时自己当时已“有了点牛气”的心理：“我告诉他，‘我和黄河文艺出版社合作得很好，不打算在你们那儿出书。’”周百义毫不气馁，还开玩笑说，“你现在只是‘区域性’的作家，但你走过了‘黄河’，再走过‘长江’，你就占领了全中国，是‘全国性’的作家了。”面对这名“执拗”的年轻编辑，二月河“好说歹说”，才把他劝走，条件是把正在构思中的《雍正皇帝》将来交给他出版。

“第一次读《康熙大帝》，我就觉得他写得很好。人物命运扑朔迷离，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读起来让人欲罢不能。”周百义说，“但是《雍正皇帝》的艺术价值是远超《康熙大帝》的。《康熙大帝》还不免带有一些模仿武侠小说痕迹，我认为他肯定受到了金庸的影响。”但到创作《雍正皇帝》的时候，“他的创作手法已经可以说炉火纯青了，是真正地把它当成社会小说在写。”

以心换心的编辑与作家

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编辑，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成功出版的背后，周百义功不可没。当时，二月河的作品《雍正皇帝》是否能被列入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年度选题，在编辑室还有一些争论，但周百义坚持自己的判断，硬着头皮找到总编辑田中全，为《雍正皇帝》争取一线生机。由于二月河手书的字迹“横不平竖不直，缺胳膊掉腿”，相当难辨认，周百义就将它们一点点补描清楚。最后，总编辑田中全在《雍正皇帝》的审读意见里只写了一句话：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

二月河与周百义

“画骨容易，画肉难；画鬼容易，画虎难。”周百义感慨道，“二月河的小说生动之处就在于他用大量的细节，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文化氛围，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文学范本。我想，为什么会把他的作品和《红楼梦》放在一起比较也是这个原因。如果没有很好的创作准备和艺术把握能力，是很难做到‘再现’的。”二月河创作的是历史小说，不是架空小说，因此他需要阅读大量的历史笔记和文献，但周百义笑道：“也没见他做多少笔记，他家里并没有摆很多书。他是一个很聪明、记忆力非常强的人。在阅读中，对创作有用的他就会记下来，然后化用到小说里。”

二月河的作品火了，批评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主要集中于批评他“不该歌颂帝王”。面对批评，周百义表示，他认为二月河的创作意图不在于“批判”，也不在于“歌颂”，他实际上是在把笔下的帝王当作普通人来写，采取的是相对客观的创作态度——“在《雍正皇帝》里，他写了雍正的勤勉，也写了雍正的阴险、兄弟阋墙和帝王心术，这怎么能说是在歌颂帝王呢？我们还是应该要秉持一种正确的文学观和历史观，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从1987年第一次会面开始，周百义和二月河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二月河的13卷本《二月河文集》也一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独家出版。在出版界，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其因何在？周百义说：“其实就是以心换心。”如果编辑和出版社愿意倾力把作者与作品的价值充分发掘出来，作者也会感受到自己的创作受到了尊重和认可。《雍正皇帝》出版后，周百义为它撰写了一系列的书评和评论、在北京策划召开了《雍正皇帝》的研讨会，并在《雍正王朝》热播的同时期多次利用打击盗版事件巩固小说和作者的影响。

“以心换心”的另一个体现则是稿酬。《雍正王朝》热播后，原著《雍正皇帝》的销售额顿时猛增，如果按照二月河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合同，他能获得的印数稿酬并不多。于是，当时已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的周百义和社里的班子成员商量，决定主动将二月河的印数稿酬改为版税稿酬，按6%结算，一次性支付了上百万的稿费。此举深深地打动了二月河，不过周百义当时没有想到后来与二月河的友谊会因此而牢不可破，甚至促成了二月河与长江文艺出版社保持三十年的合作。回想起来，他说：“一个人如果保持换位思考的念头，忠厚待人，总会收到福报的。”

名作家的简朴生活与晚年

虽然出版社主动增加稿费的举动令二月河感动，不过据周百义说，二月河根本不是一个看重利益和物质的人。《二月河文集》出版时，他的版税额是12%，但他不止一次携夫人前来，找到周百义，要求把版税降下来。“他觉得已经够多了，”周百义说，“不过我没有同意，因为在我心里他的文字值这个数字。”二月河在生活中也过得很简朴，一直住在一个红砖小院里。不少人提出要给他换更好的住处，甚至曾经还有人打算送他一套别墅，他都拒绝了：“要这个来干什么？”

对待猖獗的盗版书，他也相当“宽容”。周百义看不下去，去找二月河，希望他能借助其当市文化局长的哥哥的影响，至少“把南阳的盗版扫扫”。但二月河却一笑：“能便宜点让更多人读也不错。”有人拿着盗版书找他签名，他也签。

从走上创作道路开始，二月河的身体便一直不太好。“我第一次见他，那时他才四十余岁，就已经患了糖尿病。”周百义说，“他把它称为‘消渴症’,每年都要吃大量的南瓜。”有一次，在二月河家，周百义与他谈完事正要走，二月河从一摞已画好的作品中抽出了一幅送给他，“展开来，只见碧绿的枝叶中，露出一个赭中带黄的大南瓜。”周百义将画带回家，视若珍宝，请人精心装裱悬在书房中，“我与先生是君子相交，没有什么金钱往来，也没有什么厚礼相馈，此番先生送我这个大南瓜，是比什么礼份子都重的。”

在创作《乾隆皇帝》的时候，二月河中风了，但他还是坐在床上坚持写完了《乾隆皇帝》，之后就没有再提笔写长篇小说，而是创作了一些散文集。对于死亡，他看得很淡然。二月河不会用微信，但他会给朋友们发短信。周百义就经常收到二月河发来的有关励志的、分享生活的话，“一般他发得多，我回得少。我知道这是他与朋友们联系的一种方式，他在表达对老友的挂念。”

与前不久金庸的离世类似，二月河的去世同样唤起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回想起与二月河相交的三十一年，在先生驾鹤西去的第三天，周百义为他写下了两首悼亡诗，其中有一句：“鉴古论今文章事，爱民忧国赤子心。”——我想，这是一位编辑眼中的作品其魂和作家其人。

（原标题：与君相交三十年 人生难得觅知音  专访《雍正皇帝》的责编与《二月河文集》的策划者周百义）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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