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

世人眼中的成功者

何谓成功者？在中国的语境下，这首先意味着经济上的富有，其次是相应的社会地位，第三是文化资源的获得。如果只有经济上的富有，最多只能算是暴发户，受人羡慕却不被尊重；如果只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会被人视为徒有其表而无其实；如果只有前两者而缺乏文化资源，将很难获得传媒的长期青睐和追捧。显然，现实中的金庸是一个成功者，这三个方面都具备了很大优势。

首先，金庸拥有巨额财富，在经济上很富有。其中，最重要的收入来自《明报》。《明报》1991年3月股票上市时，其市值已达8亿7千万港币，金庸独占六成。1992年，《明报》的年利润已经达到了一亿港币，香港《资本》杂志评出“上世纪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以12亿资产列第64位。从1959年创办《明报》到1991年上市，金庸的富翁之路走过了32个年头。

他创办《明报》及其他刊物，不仅在传媒界赢得了声誉，更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1959年5月20日，《明报》正式创刊，开始只是四开一小张的小报，发行量也只有几千份，6月6日才改为对开大张。由于主要面对市民读者，为了求得生存，一开始《明报》头版几乎都是猎奇、猎艳的社会新闻，以凶杀、奸情、女色为主，字号大，标题夸张，以吸引读者，而金庸连载的《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等也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

1962年5月，《明报》迎来了最重要的转折点，大量内地人进入香港，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明报》及时介入，连续大规模采访报道，金庸还亲笔撰写评论。到当年下半年，《明报》发行量增加到平均每日4万多份。1964年，《明报》与左派报纸发生论争，以一敌五，销量因此节节上升，到1966年之后，达到每天8万份，拥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和读者群。在其后的十余年中，《明报》密切关注内地政局，发表了大量独家新闻，金庸写作了大量社评，这为《明报》赢得了广泛声誉。1977年到1988年，明报销量稳定在10至12万份之间。1989年6月，《明报》销量达18万份。

作为商人，金庸有其精明的一面。《明报》可以高薪聘请新员工，但老员工工资偏低，员工忍受不了会自动辞职。金庸曾对人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不用给他们高人工，他们也会排队来《明报》工作”。女作家林燕妮要求金庸增加稿费，金庸说，“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另一位女作家亦舒要求增加稿费，金庸回答说，“你又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亦舒为此在专栏文章说他刻薄“爬格子动物”，但金庸也不生气，稿件照样刊登，但就是不加稿费。显然，金庸在《明报》为自己积累起了大量财富，到1991年《明报》上市，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

金庸的第二块收入来自版税。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此前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签下了金庸15部武侠小说的内地出版权，合同期限十年。1994年，北京三联书店将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集捆绑销售，金庸的作品开始风靡全国。2000年，“口袋本”金庸全集出版，在半年时间里印数就达到56000套。合约到期后，金庸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版税由原来的15%提高至18%；第二，出版社每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最低销售；第三，作品集的销售每年要以10%的速度递增。这三个条件，北京三联书店难以接受，双方合作终止。其后，金庸的作品出版权花落广州出版社。但是，出版方速度极慢，不久传出消息，金庸对这15部作品再度修订。199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从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在台湾发行了470万册以上。就在2016年第十届作家富豪榜上，作家江南以《龙族》3200万元的版税登上榜首，已经封笔多年的金庸仍然凭借《神雕侠侣》850万的版税进了同一榜单，位列第17名。

金庸的第三块主要收入来自影视、游戏、漫画、舞台剧等的改编版权费。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已全部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有的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还被一再翻拍。截至2017年，华语电视圈已经拍了9部《神雕侠侣》，8部《射雕英雄传》，7部《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鹿鼎记》、《书剑恩仇录》，5部《天龙八部》和《雪山飞狐》，4部《碧血剑》和《侠客行》。影视剧改编权为金庸带来了大量收入，并捧红了几代明星。而这些影视剧的改编，又与他的小说销售形成了良性互动。毫不夸张地说，金庸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现象，而且是极具商业价值的大IP。

在社会地位方面，金庸作为《明报》的老板和新闻人，以及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无疑属于中上阶层。金庸早年肄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从香港赶到北京，希望做一名外交官，但没有成功。1981年，内地邀请金庸访问，金庸提出希望邓小平接见并得到了许可。1978年7月18日，邓小平接见金庸并会谈。会谈内容后来发表于《明报》及《明报月刊》，引发了巨大反响。1985年6月，金庸被提名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5年时间里奔走于香港和内地之间。此外，他还担任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及名誉院长。这些经历，无疑大大提高了金庸的社会地位和光环。

在文化资源方面，金庸具有先天性优势。他本名查良镛，他出身的浙江海宁查家，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编修”的美称。到金庸这一代，他的族兄查良钊做过西南联大训导长，另一个族兄查良铮笔名穆旦，是著名诗人和翻译家，深受王小波推崇。著名诗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多年办报、撰写时评和武侠小说的经历，使得金庸一直拥有相当的话语权。直到晚年，80多岁的金庸还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并以一篇研究安史之乱的论文通过了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这可谓“活到老、学到老”的现实典范。

武侠小说的话语策略

1955年，受到“吴（公仪）陈（克夫）比武”事件的影响，金庸开始在报刊连载自己的第一篇武侠小说作品《书剑恩仇录》，结果深受读者欢迎。此后，金庸一发而不可收，一路写了下来。

金庸大部分武侠小说，都贯穿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射雕英雄传》的郭靖，信奉的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到《神雕侠侣》中，更是全家远赴襄阳，协助守城；《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为了民众生命安危，不惜挟持契丹皇帝迫使其答应不起兵犯宋，之后又因为违背作为契丹人的国家伦理而自杀。而《天龙八部》中的星宿派，《笑傲江湖》中的日月神教，《鹿鼎记》中神龙教，实际都与现实相关。

此外，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除了收官之作《鹿鼎记》之外，大都对爱情专一。一夫一妻的现代气息，弥漫于《鹿鼎记》之外的大部分金庸作品。而现代的人道主义和自由气息，也在武侠的身上得到了鲜明体现。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里，只有皇权和官权对平民拥有合法伤害权，民众在遭受权力的压迫之后唯有唾面自干。

而侠客改变了一切。通过武功上的长期修炼，侠客通过这种暴力手段，拥有了自由的身体伤害权。不仅如此，他还可以与官权对抗，并轻易逃过国家暴力机器的围剿。这种堪与皇权相颉颃的权力，使得侠客可以行侠仗义，惩治奸邪，除恶扬善。另一方面，侠客通过武功这种暴力手段，可以轻易获利。例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让恒山派师妹从为富不仁的财主那里“化缘”；《碧血剑》中，和袁承志怄气的夏青青出门作案，从一家财主那里盗取金银。本质上，只有皇权具备夺人性命、掠夺财产等功能，但侠客们以武犯禁，不仅在皇权之外自行其是，并且另造了一个超脱于皇权之外的社会——江湖。

于是，侠客受到了普遍欢迎，人人都期待成为具有超强武功的侠客。正如柏杨所说，在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沉沦于“酱缸文化”，而酱缸文化的本质，就是官本位。金庸的武侠小说，恰恰构成了对官本位的颠覆——他的小说中，很多官员都以负面形象出现。例如，《射雕英雄传》中的段天德，充当完颜洪烈的走狗，率领官兵捉拿郭啸天、杨铁心；《笑傲江湖》中，朝廷新任命的福建泉州府参将吴天德作威作福，野蛮可笑，结果被令狐冲轻易擒获，剥下衣服，装扮成吴的模样。这样的情节无疑让一般民众看得很解气。另一方面，正因为他们在现实中遭遇种种挫折，因此很容易在阅读金庸武侠小说时把自己想象为武功超强的侠客，在惩奸除恶的想象中寻求公正，并赢得美女（侠客）的爱情，借此获得心灵的慰藉。这种代入感的满足，是金庸作品传播广泛的重要因素。

就文学性而言，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塑造，也是金庸作品深受欢迎的重要因素。金庸做过编剧，他早期的作品在报刊连载，其写作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因此必须揣摩读者心理，据此设置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冲突不断，让读者欲罢不能。在人物塑造方面，豪气干云的萧峰、率性至情的杨过、愤世疾俗的黄药师、机变圆滑的韦小宝成为了许多青少年的偶像。而金庸塑造的女性更是男性读者的梦中情人，为梁羽生、古龙和温瑞安所不及：诸如古灵精怪的黄蓉、温婉动人的王语嫣、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这些性格分明、别具一格的角色，赢得了各类读者和观众的喜爱。

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金庸的收官之作《鹿鼎记》，主角从令人敬佩的侠客变成了见风使舵的小人物。在我看来，金庸笔下的侠客在现实中难以看到，而韦小宝却更为真实。

（原标题：为什么是最受追捧的武侠小说家？）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