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口述 李峥嵘 采访 曾子芊 整理

资料图。新华社供图

我想起他曾经说过，将来他的墓志铭应该这样写：“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写下的十五部武侠小说曾经让多少读者如痴如醉。但更重要的是，从1959年到1989年这三十年间，他所创办的香港《明报》曾经影响过那个时代的中文世界。虽然内地的读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知道有《明报》，也没有看过《明报》，但《明报》却关心着那个时代的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乃至整个世界，他亲手执笔写的那些社评也影响过许多读者。

金庸是在一位在乱世中成长起来的书香世家的子弟，他身上有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又饱受民国时期中西贯通的教育滋润。虽然年轻的时候他没有受完高等教育（无论是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还是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但是他却有幸遇到了那个时代的许多好老师和充满了可能性的环境。

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进入了杭州《东南日报》，成为了电讯翻译、记者，在《东南日报》上发表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瘦》《千人中之一人》等已显出了他在写作上出色的才能。后来他又考进了上海《大公报》，继而跟随胡政之先生一起创立香港《大公报》。如同他的武侠小说延续了《刺客列传》、唐人传奇和《三侠五义》的传统一样，一路走来，他亲眼目睹了民国文人办报的最后一缕余晖。他一生大部分的时光，或者说最宝贵的时光，都在从事报业——从杭州《东南日报》、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直到自己创立《明报》，把《明报》办成了一个报业集团，他也延续了王韬以来中国独特的“文人论政”传统。

虽然今日大众更关心的是他的武侠小说，但在当年，武侠小说只不过是“副产品”。他在报纸上发表武侠小说只是为了吸引读者和扩大销量，而真正想传递给大众的却是他在社评中表达的对国计民生、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世界风云的关切。他是一个能“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的作家，他的文字在动荡的世代里提供了清醒的声音，他在新闻史上的影响和他在武侠小说史上留下的影响一样重要。

金庸创造的江湖风云跌宕，是非纷扰，如同现实世界一样，变幻莫测。有人说，他的小说除了《天龙八部》和《鹿鼎记》，都会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有人说，他是郭靖、陈家洛、韦小宝。金庸自己倒是回答说：“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毕竟是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他还说，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一个几乎拥有了世上一切的人，他对人生给出的竟然是“茫然”这个关键词。

这是金庸真实的一面，他毕竟是一个血肉之躯，他人生中有无数的遗憾，也许在荣华富贵、掌声和鲜花的背后，作为个体生命，他也有他的孤寂和落寞，有他的惘然和茫然。

他曾在垂暮之年远赴英国剑桥大学念博士；在他香港宽大的书房里，也摆满了各种外文的精装书。但从骨子里，我想他这一生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怀抱着理想，最终也并未完成。虽然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一个成功者，但在他身上我仍然能看到几分悲凉之气。鲁迅先生在评价《红楼梦》的时候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一人而已”。也许，金庸并不是那个呼吸领会到“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宝玉，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他让世人知道一个人可以做到怎样的极限，他可以两手写文章，两手都为时代和众人所瞩目。他将新武侠小说进一步发扬光大，创造了目前武侠小说史上的巅峰，乃至有人可以靠着金庸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成就自己的话语世界。虽然金庸自称是一个小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做过大事业的小人物，他是在华语文学的世界中射过雕、纵横过的英雄。

一个作家、一个报人，无论有多少雄心壮志，最终也要告别尘世。但他的离去只是肉身的离去，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不会被淹没。我们将继续追问、寻找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他依然与我们同在。

（原标题：大侠已乘白云去，人间空余江湖梦）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