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芊

“这样一个落后的经济，居然能够支撑中国的抗战到珍珠港事变之日”，齐锡生在其上一本论著《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中不禁叹道。

9月底，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刚刚出版新书《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的齐锡生先生和他的妻子苏薇女士。刚好出生于1937年的齐锡生已年过八十，但他精神矍铄，非常健谈，虽自称“外行”，但提起任何一个相关的历史话题都能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一讲起来就没完，饭也可以不吃。”苏薇在一旁悄悄提醒我们注意采访时间。

客观地说，齐锡生确实是“外行”，他主修的是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但却始终心系历史——“我对近代国家民族的辛酸、灾难总是关心的。一关心，就和历史分不开了。”这名“外行”出手不凡，1976年完成的第一本《中国的军阀政治 (1916-1928)》就是一部开启门径、颇具创见的著作。在他构思第一本书的同时期，适逢美国出版了几本有关中美外交关系的重量级著作，读了之后，他感到“真的如同茅塞顿开”，但也逐渐发现这些书隐藏了许多问题，比方说，它们都是站在西方的立场写作的，有的史料用得不对，有的史料甚至没有用。中国的声音在哪里？这令他失望，“40年来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就是觉得过去写中美关系的论著需要大量补充和修正”。于是，他又一头扎入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拿出了《剑拔弩张的盟友》和《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前者侧重中美在抗战后四年的军事同盟，后者侧重中美在抗战前四年的外交发展。

可能我们熟知的是，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才刚刚发生几个小时，罗斯福就亲自通知了中国政府，并极力邀约中国成为盟友。要知道，四年前卢沟桥战事爆发之时，美国政府明明认为“事不关己”，对远在亚洲的中国战事并不关心。四年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中美同盟何以缔交？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件，长达53个月的中美关系竟很少引起学界的关注，形成了学术上的空白。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聚焦的即是这块空白，比如说，美国的重要性如何在中国政府的外交视野中逐步凸显；为实现中美同盟，具体的历史人物（蒋介石、胡适、陈光甫、宋子文等）又分别做出了哪些行动。最后，当我们合上一卷惊心动魄的中国近代史，会发现貌似无足轻重的外交政策竟成了历史棋盘上的关键落子，起到了改变局势、力挽狂澜的作用。

被问及国力强盛的美国为何到了抗战初期才进入中国外交的视野，齐锡生表示，之前最支持中国抗战的其实一直是德国，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再指望欧洲国家支援已很困难。至于美国，自1860年代的内战后，它一直致力于自身的平稳建设。一战后，美国国内“和平主义”盛行，它不愿掺和欧洲的乱局，更遑论去帮助一个在地缘、种族上都更为疏远的中国了。

在美国不爱搭理中国的情况下，学者胡适“临危受命”，成为了新一任驻美大使。那么，外交大使胡适是否合格了呢？齐锡生毫不客气地指出，胡适虽是大部分人心中的正面人物（也是他本人敬佩的人物），但他在处理外交工作上并不能做到完全称职。

作为一名学者，胡适相当勤奋地阅读、剪报，将其写成文采斐然的报告寄回国内或是放入对美国公众的演讲稿中。总计起来，胡适做了几百场演讲，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美国的民间舆论。但他花大量时间精力撰写的报告学究气味太重，不像是政治情报，倒像是学术论文，中国政府也并没有因胡适的工作获得实质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书中还列举了一个小事件。1938年初，国内要求胡适尽快向美国提出任何形式的协助，但胡适却不愿意通过正式渠道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而是给国务院远东事务部的负责人亨贝克写了一封迂回的私函，吞吞吐吐地表达了意愿后又立刻接了一句“此信只是供您参考，因此您无需作复”。

齐锡生写到，到了1939年初，连胡适自己都认识到了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非随民意而转移，而是掌握在国家领袖们的手上。中国的对美策略很快发生了改变，最显著的举动就是派宋子文赴美，集中精力攻克政府高层，一改1940年之前的对美外交作风。

与胡适不同，宋子文着眼于“小”处，有雄心、务实，他认为中国真正的出路是有耐力、勤奋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在美国官员身上去做大量的工作才行”，一下子搅乱了胡适和美国官员文雅平静的关系，令胡适不满。宋子文对胡适也颇有微词，向蒋介石告状说胡适“终日忙于文学研究”、“到任迄今，尚未与陆长、海长晤面”。

宋子文的外交作风逞勇好斗，与联邦官员打交道一旦受阻，会“毫不迟疑地跑到罗斯福那里告御状”，也惯于“从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那里榨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尽管胡适有时对宋子文夸张的“戏剧化表演”感到有失体面，齐锡生也表示对宋子文个人并无好感，但他承认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后者的工作效率实是高得多了，推动了日后中国对美外交实质上的扩展。

增加贷款数目、扩大武器购买范围，请求美国政治贷款、武器援助，建立国际军事合作，鼓动美国向日本施行禁运、冻结资产……在近代史上，中国政府终于“第一次制定了一个有系统有谋略的外交政策”并且成绩斐然。而此时，由于美日关系的恶化，日本不得不实施“南进”政策，最终和西方国家走上了正面冲突的路途，这却在中国的意料之外。

阅读至书的结尾，或许读者会与作者发出同样的感叹：“（外交政策的选择）真是既可兴邦，又可丧邦，能不慎重戒惧乎？”观照中美两国当下的外交关系，本书的出版又具备了新的现实意义。

（原标题：中国抗战外交史上的一次力挽狂澜）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