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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燕山夜话》 :《北京晚报》首开杂文专栏 却成“文革”最早牺牲品

2018-04-12 14:25 北京晚报 TF010

无论从中国报纸的副刊史上来说,还是从《北京晚报》的副刊史,一代报人、杂文家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专栏,都值得郑重地记下一笔。邓拓先生以他广博的知识,报人的修养,通过《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向广大的读者写作以“轻松”、“有用”、“古今”、“知识”为切入点的短文,刊出后影响深远。

作者:虞金星


邓拓在河北

值《北京晚报》创刊60周年之际,从历史的维度,梳理这个专栏出炉的前前后后,以及《燕山夜话》作为出版物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不仅是表达对前辈的一个敬意,从小小的副刊专栏所辐射出的种种,能让我们捕捉到很多时代信息,也能让我们再次领会到《燕山夜话》作为时代之著的意味。

 

1961年3月19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登出《燕山夜话》专栏的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作者邓拓(署笔名“马南邨”)说:

“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邓拓时年尚未满五十岁,但已经是著名的老报人了。他二十八岁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三十七岁起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是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机关报的首任总编辑。可以说,一生的主要经历在报纸的编辑出版中。

《燕山夜话》的栏目名,正是这位老报人自己的手笔。燕山对北京,夜话对晚报,虽只是一个栏目名,仍透出这位老报人的功力与巧思:既绝妙地对应了刊发专栏的报纸《北京晚报》,又切合这个专栏策划时的定位。笔名“马南邨”,化自“马兰村”。这个河北保定阜平县的山村,正是邓拓当年主持《晋察冀日报》时所驻的村子。

“轻松”“有用”“古今”“知识”……《生命的三分之一》这一篇,或许在“燕山夜话”这个名字定下来的同时,就已经在邓拓的脑海里成形了。这一篇是《燕山夜话》真正的“序言”,最后一段里已经列明了这一系列文章真正的关键词,标注了这批知识性杂文的写作路径。

福建人民出版社在“文革”结束后1980年出版的《忆邓拓》一书中,收有当年《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编辑顾行、刘孟洪的回忆文章《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细述了专栏出炉的经过:“邓拓同志生前总喜欢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我给《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是被你们逼着上马的。你们真有一股磨劲儿。’”

玩笑其实也是实情。为了这个专栏,五色土副刊的编辑磨了作者三个月。1961年1月,北京日报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晚报编辑听了之后,立意邀请邓拓“给晚报开一个栏目,写一些知识性的杂文”:“我们和邓拓同志越来越熟,磨他写文章的劲也越来越足,整整磨了三个多月”,直到3月初才答应。

当时的邓拓已离开他主持多年的《人民日报》两年,调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主编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燕山夜话》的开栏,在《北京晚报》创意栏目并向邓拓约稿的编辑们看来,有些“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味。

邓拓提的“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这个“铃”,有1961年前后的时代背景。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及其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强调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会议还正式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这个大名鼎鼎的八字方针,其实在1960年冬就已在中央形成共识。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其中首次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毛泽东都发表讲话,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粮食短缺,1960年底、1961年初社会温度的变化是明显的。曾是资深报人、又在北京市委书记处分工负责文教,邓拓在北京市的相关会议中发声,希望报纸宣传发挥适当作用,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以补物质之困,也是很自然的事。而正在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开动脑力的《北京晚报》副刊编辑们想到了开办一个灵活的读书札记之类的栏目,刊登一些知识性的杂文。他们把约稿的目光,投到了邓拓身上。

在副刊编辑岗位工作多年,重读《燕山夜话》集时,我会忍不住设想,作为编辑,如果今天我碰上一个像邓拓这样的作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大概得用上“幸福”二字——对副刊编辑来说,一个学识渊博又长期浸润于报纸,深知报章各种需求,能按时为版面提供合适稿件的作者,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但一个既有学识储备,又精通报纸规律,能在学术和普及两者间兼取所长的作者,又着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今天重读《燕山夜话》,许多篇章仍然可以放在今天的报纸副刊版面上,并不违和且不输光彩。它显出的报纸文章的生命力,是作者与报纸“可遇不可求”的密切关系使然,尤为难能可贵。所以,重读《燕山夜话》,在感知它出于历史风云的必然的同时,又不能不体味它偶然而难以复制的一面。“三家村”之一廖沫沙1979年忆旧时曾有“燕山偶语”之说,或许恰好用来形容。

为《燕山夜话》定名时,邓拓对编辑说:“可以写的内容很多,题目随便想了想了一想,就够写一两年的。”很大程度上,是邓拓的学识支撑了这一点。在《欢迎“杂家”》一文中,邓拓说,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在《燕山夜话》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中,邓拓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杂家”风貌:

“邓拓同志在这些文章中,谈政策、谈时事、谈学习、谈工作、谈思想、谈作风、谈哲学、谈科学、谈历史、谈地理、谈文学、谈艺术……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琳琅满目,很像一部‘小百科全书’。写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谈古论今,旁征证博引。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引用的资料很多。《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汉、唐、宋、元、明、清人笔记、小说;诸子百家、正史、野史;中外寓言,无所不引。”

邓拓的父亲是前清举人,邓拓幼承庭训,有国学底子,后来又先后求学于光华大学文学院政治社会系、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河南大学经济系,受过良好的学术熏陶与训练。他在河南大学就读期间撰写了二十五万字的《中国救荒史》,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以笔名“邓云特”)出版。从事灾荒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1998年撰专文谈这部“经典学术名著”,“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李文海认为,直到20世纪末,它仍是“有关中国救荒史研究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而这本被后来学者高度评价的教科书级的学术著作出版时,邓拓不过是个二十五25岁的青年。

他的“杂家”理念,还出自长时间主事报纸的工作实践。报纸从业者的“杂家”要求,至今仍为多数业者所认同。在报纸工作,尤其是在戎马倥偬中处于一线主持编辑工作的总编辑,更是得有“杂家”精神与“杂家”本领,社论、理论文章、消息、通讯、杂文等样样体裁来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思想等种种领域都有识见。

史学家根底与作为党的机关报总编辑的非凡报纸生涯,对邓拓的“满纸文章”来说,是二而一的关系。《燕山夜话》,则是这种关系的“副产品”。

尽管如今我们把《燕山夜话》视作邓拓最著名的作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把《燕山夜话》视作邓拓最重要的作品。但这是有特殊历史原因的。事实上,《燕山夜话》并不足以代表邓拓,它仅仅是探知邓拓最方便的一个入口而已。

对邓拓来说,《燕山夜话》不过是“小文章”。尽管在读者看来,他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老舍语)。这里的“小文章”并不含褒贬的意思,而是由《燕山夜话》这个栏目所在的《北京晚报》的风格决定的。相反,能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对约稿的编辑来说,对读到文章的读者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幸运的收获。对作者来说,也不失为一种考验与成功。读《燕山夜话》,理解它那种轻松、平易、以小寓大、琳琅满目的风格,不能脱离《北京晚报》这个载体的背景,不能不考虑到邓拓在这个栏目中的写作方式。

《北京晚报》1958年创刊,是有比较明确的意向读者和风格定位的。1957年北京日报社给北京市委的请示报告中这样描述:“北京晚报是市委领导下的报纸,具体业务由北京日报编委会领导,每日出刊四开四版一张,它的读者对象是城市居民——包括工人、店员、手工业者、干部和家庭妇女。每天有两版新闻,两版副刊和专刊。内容除时事新闻(综合改写)外,偏重于本市新闻(补日报之不足,如登一些各区消息)、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社会新闻——通过具体事例和简短活泼的文章,培养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和新公民的思想修养。注意文短,图多,通俗易懂,编排活泼而又不流于庸俗。”

《北京晚报》创刊号上也再次确认了这方面的设想:“这张报纸是办给广大城市居民看的,工人、店员、干部、学生和教师、手工业社员、街道居民和家庭妇女,都是这张晚报的对象。同时,晚报还必须补日报之不足,更多地反映各区、中小工厂、基层商店、手工业社、中小学、街道和家庭各方面的工作状况和群众生活面貌。”

这是一张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机关报面貌大不相同的都市报。邓拓本人也对《北京晚报》的定位有过直接的评论:“晚报是一份小型报纸,就要从这个特点出发,在‘小’字上做文章。”——“小文章”,正是晚报的需求所在。轻松、有用的“小文章”,以“具体事例”和“简短活泼”的文风呈现出来,也正是《北京晚报》与它的读者们的默契所在。《燕山夜话》也是这种默契的一部分。

1963年,《燕山夜话》合集出版时,邓拓曾有《自序》:“有人说,零篇写作也很费工夫,你难道不怕耽误工作吗?讲一句老实话,我觉得写零星短文并不费事,只要有观点、有材料,顺手牵羊就来了,有一点业余时间的都能办到。这又证明,一般的文章要写得短;短就不怕没工夫。”《燕山夜话》所集的文章,正是他所说的“零篇写作”“零星短文”“一般文章”。不妨这样理解:《燕山夜话》更像是一次和北京的众多市民的聊天。在这次晚间时段的聊天中,邓拓充分发挥了他的博闻广识,发挥了他史学家与多年浸润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功底,其中或有分享的意趣,也有引导的衷肠。

尽管以常理来论,要在繁忙的工作中保持稳定的每周两更,总归会影响到工作生活。但我猜想,邓拓在写作《燕山夜话》时,应该是自有乐趣的。这种在报纸上“夜谈”式的写作,合乎他的心意与理念的。战争年代隐蔽在乡村、民众中,致力于发动大众的办报经历,以及他对党的意识形态包括群众路线的信仰,使他对“站在群众中间办报”“群众内容、群众形式、群众写作”有着高度的认同与实践。关于后者,他1944年在晋察冀边区宣传工作会议中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里有过详细论述。

“马兰村”年代,邓拓主持《晋察冀日报》,就办有通俗性副刊《老百姓》,注重“把新近发生的事用通俗的语言讲给老百姓听”。对于一个拥有丰富储备的学者、作家来讲,能以适当的形式,把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讲到他的意向读者心里去,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对自己所选择的意识形态与道路有深刻认同的知识分子来讲,能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民众,“培养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和新公民的思想修养”,无论哪一点,都是能令人愉悦的。

邓拓自己可能也没料到,正是这些“顺手牵羊”的“小文章”,成为了杂文史上第二次创作高潮的重要部分。这类杂文也成为鲁迅式的杂文之外,另一种重要的杂文形式。在《燕山夜话》的带动下,《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人民日报》的《长短录》、《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谈》等杂文专栏一时涌起,有知识性、趣味性又不失新闻与时代背景的杂文品种空前活跃。

从这个角度来讲,《燕山夜话》又确实是一部时代之著。

《燕山夜话》杂文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杂文集之一。其中以北京出版社的两个版本发行量为大。

一是1963年的合集,并自1961至1962年分别出版的五集分册。五集分册每集编入30篇文章,共150篇。二是1979年的新版合集。这一版本删去了1963年版本中的4篇(分别是二集的《收藏家的功绩》、三集的《从鲁赤水的墨菊说起》、五集的《一幅墨荷》《命运注定蒋该死》)。又另外补上了当年未收的3篇文章(《陈绛和王耿的案件》《鸽子就叫做鸽子》《今年的春节》)。这一版共收149篇。

所以,《燕山夜话》这两个发行量最大的版本先后收有文章153篇。其中152篇是《北京晚报》《燕山夜话》专栏的。另有一篇《一块瓦片》,选自1961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燕山夜话》专栏和《燕山夜话》杂文集的文章数量微有差异。

《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所刊载作品数量,各种资料里有多种说法。综合北京出版社的两种版本,152篇应该是比较可靠的篇数。

在《燕山夜话》前四集按每集三十篇出版后,1962年10月,马南邨(邓拓)曾在第五集的前言《奉告读者》中说:“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现在将三十二篇未编的文稿重阅一遍,选得二十九篇。又把在别的报刊上发表的短文选了一篇加上,补足三十篇。”所谓“三十二篇未编的文稿”,应该是指自“燕山夜话”开栏起,未收入前四集《燕山夜话》出版的所有文章。从中去掉三篇,选出二十九篇,又添上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块瓦片》,补足三十篇,以合乎前四集的体例。1979年的新版合集在五集之后添补的三篇,应该就是1962年10月这一次未选的三篇。如此,“燕山夜话”专栏所刊的文章就齐全了。

邓拓夫人丁一岚1979年2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忆邓拓——为〈新闻战线》作〉》中说:“正是这一百五十二篇《燕山夜话》和十八篇《三家村札记》,竟成了党的新闻战线上一个忠诚战士的致命之累。”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组编、1983年出版的《作品选讲》在《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后附了顾行的《别开生面 独具一格——介绍〈生命的三分之一〉兼谈〈燕山夜话〉》(1983年)一文作为说明。文中说,“这个专栏……共发表杂文一百五十二篇”。也再一次印证了《燕山夜话》专栏的作品篇数。

《燕山夜话》杂文集在1960年代前半期受到欢迎,发行量可观,和《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一样的。在频繁变换的运动过程中,在文风、话风变化的过程中,“知识性杂文”的流行是可以想象的。而它在1979年重印之后,发行量比1960年代更大,原因更令人百味杂陈。

1979年1月,廖沫沙反顾“三家村”时写下的一首诗:“燕山偶语招奇祸,海瑞登台启杀机。有鬼为灾偏作梦,三家村里尽痴迷。”诗里写到了三部作品——邓拓的《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勾连的是两桩事——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启的批《海瑞罢官》运动,1966年姚文元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涌出的批“三家村”漩涡。

运动的鼓点声频密。值得注意的是,《评“三家村”》一文1966年5月10日由上海媒体首发,5月11日全国各大媒体统一转载。五天之后,“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正式通过。暴风骤雨,并不是骤然降临的。至少从批《海瑞罢官》开始,就已经风雨齐作了。“可以说,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试探,而批邓拓的《燕山夜话》与邓拓等的《三家村札记》,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和‘样板’”(钱理群《“燕山偶语遭奇祸”——〈燕山夜话〉的命运及其影响》)。又两天后,5月18日,邓拓饮恨离世。《燕山夜话》和他的作者邓拓,成了“文革”最早的牺牲者,成了回顾这段历史时一条沉重的线索。《燕山夜话》在激烈的批判中,和“三家村”一道,远远超出了“燕山”范围,超出了各地报刊杂文栏目的启发效仿,成为一个举国皆知的“黑色名词”。

当一切运动过去,时代重回正常轨道,《燕山夜话》也以合集重印的形式重回人们的视野。这时候,它已经不再仅仅是邓拓的那些“小文章”“零星短文”,不再仅仅是当年和北京市民的一次长长的“夜话”。它已经负载了一场全国性的激烈批判,一场长达十年的运动,和一个令人扼腕的长逝的灵魂。重读《燕山夜话》,就仿佛负载了更多的意义。

这时候,返身回望1961年3月,邓拓为栏目定下《燕山夜话》的名字,写下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不由有一种如梦似烟之感。不由想起读了多次的那首诗——1959年2月,邓拓正式离开工作多年的人民日报。在报社同事为他举行欢送大会上,他念的那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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