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继孝

 溥仪收藏的1963年9月2日“溥仪定本”，封面书名为溥仪自题，现藏于笔者处。

但是，溥仪和李文达都不满意俩人共同整理出的“剪贴本”，公安部也不满意，因而，“剪贴本”就被废弃了。在“剪贴本”之后，群众出版社请示有关部门，决定另起炉灶，重新创作《我的前半生》。本期的“品读”就介绍在重新创作过程中，溥仪对一些往事所作出的亲笔批注，以及《我的前半生》最终问世的过程。

1 “另起炉灶”的一稿本

鉴于作为尝试的“剪贴本”不成功，群众出版社决定重新创作。经过和溥仪磋商，确定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写出一个皇帝如何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充分反映党的改造罪犯事业的伟大胜利，同时要描绘出没落阶级之不甘心死亡、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结、清室和军阀政客的瓜葛、改造和反改造斗争的复杂性、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等等。为了落实作品的主题思想，出版社认为，光靠溥仪个人的口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大量采访溥仪周围的人物，大量查阅历史档案，甚至还要到各重要现场实地考察。

“另起炉灶”写作的执笔人仍由时任群众出版社文艺编辑部主任的李文达负责，并重新收集材料，重新构思，重新撰写成文。1961年8月15日，公安部党组指定凌云、于桑、夏印、沈秉镇等以及其他一些有关人士，组织了一次《我的前半生》研讨会，对已写出的章节发表意见。与会者对“抓住了溥仪怕死不认罪到悔恨过去、向往新生的思想变化脉络”表示同意，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正是在紧张修改《我的前半生》的时候，毛泽东在湘味家宴的餐桌上，给溥仪提出了建议。据群众出版社的编辑白玉生和孟向荣讲述，1962年1月31日，毛主席邀请溥仪到中南海颐年堂家中小酌，还请章士钊、仇鳌、程潜等几位湖南籍老乡作陪，菜是湖南家乡菜。湘菜较辣，溥仪的鼻尖上沁出了汗珠，口中连声说：“很好吃，很好吃！”毛主席见状说：“看来你这个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并指着仇鳌和程潜说：“他们的辣味很重，不安分守己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妙语既出，无不捧腹，溥仪也笑得开心。章士钊等光顾听两人说话，竟忘了动筷子夹菜。毛主席说：“你们怎么不吃？怕是被皇上吓住了吧？”众人又乐。

在餐桌上，毛主席突然想起了溥仪在抚顺写的长篇自传（以油印本印成“未定稿”大字本的《我的前半生》），对溥仪说：“我已看到你那部‘未定稿’了，我认为写得不怎么好。里边检查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而今天不同了，是公民，是人民一分子了。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能成为检讨书，回忆录要写得细致一些。”

在毛主席宴请溥仪之后，公安部抓紧了修改工作。1962年2月，溥仪和李文达历经一年多时间，完成了重写工作。群众出版社将书稿铅印成大字本，即“一稿本”。关于这个版本的简要情况，编辑部在1962年5月10日的一份请示报告中说：“我们用了一年多，搜集了材料，访问了有关的人物，重新修改成这个样本。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十四章。上篇写出生到出宫，中篇写天津和伪满，下篇写劳改和特赦。一共五十万字……”

一稿本印成样本后，先后请康生、陆定一、陈毅、罗瑞卿、周扬、郭沫若、茅盾、老舍、刘大年、申伯纯（时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审阅，还送文化部、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阅。反馈回的意见，总体评价认为“基本上是成功的”。

2 溥仪亲自批校的“溥修本”

一稿本完成于1962年2月，同年3月排出清样。一稿本是公安部领导满意，溥仪和李文达也满意的送审稿。相对“灰皮本”而言，是一个全新性质的版本。溥仪收到清样后，逐字逐句进行了审读，并在清样的天头、地脚、钉口、切口以及行间作了一百五十余处批校，有的多达三百字（批语多，校对少）。而溥仪批校的版本，就被称为“溥修本”。

同前述的油印本、大字本等几个稿本同样，“溥修本”亦收藏于笔者处。笔者是在2011年5月开始认真研究“溥修本”的，因为当时笔者以原件提供者和整理者的身份与群众出版社签订了出版《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的合同。也是在这次研究过程中，笔者体会到溥仪对一稿本的批校是极其重视的。

仔细阅读溥仪的批校文字，可以感受到他在审读书稿时，是逐字逐句、反复认真地研读。在他批校文字的字里行间，不仅有对标点符号的改正，有对地点、时间、人名的更正，更有对史实讹误的纠正。像一稿本中错把万福麟写成汤玉麟，把韩德勤误认为是前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涛贝勒”写成“溥贝勒”等等，他都认真给予更改。一稿本云“读书的书房在前星门里的毓庆宫”，溥仪批注：“六岁读书开始是南海瀛台内的补桐书屋（乾隆曾在这里读书）。过了几个月搬到了紫禁城宫里住，这时便在毓庆宫念书了。”一稿本云“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孝经，最末一本是易经”，溥仪批注：“最末一本是‘尔雅’。”

对于一稿本中对某些人物的描绘和细节的描写，溥仪也认真对待，该补充的补充，不确切的给予更改。比如一稿本中说太监的品级最高是二品，溥仪修改为三品，并批注说：“李莲英和张谦和是特别赏戴二品顶戴的。”一稿本云，太监们为了取得外快，甚至还会敲皇帝皇后的竹杠，据说光绪从前就要花银子给西太后宫中的太监，不然的话，李莲英在请安时就不向太后通报皇上的意思。溥仪把这段表述删了，并在切口处批了四个字“这不会有”。一稿本讲，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回国养老后，在他的家乡修了一座五柳先生祠。溥仪在钉口处写道：“还在小岛上的一间房子里，专陈设我送给他的东西，包括我写的字和给他的清朝礼服貂褂和二品顶戴的朝帽。”并把“五柳先生祠”字眼删掉了。

溥仪的记忆中有许多鲜活的印象，仅举一例。一稿本介绍罗振玉说：“到宫里来的时候，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绺黄白山羊胡子，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溥仪在“黄白山羊胡子”后增补“脑袋后面垂着一个白色的辫子”。

一稿本多处涉及爱新觉罗家庭成员的生活情况，溥仪的批校在面对近亲属的言论、行迹方面，表现出慎重态度。一稿本说，溥杰夫妇婚后“感情很不好”（注：指溥杰前妻唐怡莹），他和妻子“赌气”，并因妻子与京城“四大公子”中的张学良、卢小嘉来往，颇受刺激。溥仪为此在清样的地脚、钉口、切口绕着圈写了一个长批： “这一段似乎改一改好吧？因为我想溥杰决不会因他妻子和张学良亲近而赌气，并且用下面例子更可说明他不会赌气。如果他赌气，他怎么又听张学良的话把自己妻子送到张学良的姨太太公馆里去呢？所以我的意思可以把溥杰受刺激和赌气改正过来。还有把‘四大公子的两个花花公子’这几个字删去（这一段希望改一改）。溥杰结婚后他夫（这里少了一个‘妇’字——引者注）的感情没有不好，尽管怡莹和别人亲近，甚至强取我父亲的东西，溥杰是始终对她留恋不已，直到吉冈强迫他们离婚。”

溥仪对一稿本的批校是讲政治的，比如一稿本中讲了末代皇帝给意大利国王和黑衣宰相墨索里尼送过相片之事。溥仪增补“给墨索里尼送过匾额。郑孝胥拟的字，我写的‘举世无双’。”这样就分清了责任。

3 “溥修本”反映出改造时的心态

1961年9月，溥仪在北京家中。

在世界的范围内，溥仪是唯一被改造好了的封建皇帝。而在“溥修本”中，反映战犯改造的批注也占了一定的比重。溥仪尽量回忆和重现历史细节，文中不时流露出其经过改造的心态。

一稿本叙述汉奸们在台山堡老大娘面前争相忏悔，老涛第一、老富第二、溥仪第三。溥仪批注说：“实事求是地说，这段情况和当时实况是不符合的。当时是我首先自我介绍并向农民老大娘认罪的，其他人是继我之后陆续认罪的。我想可以更正过来。”

关于战犯改造的某些历史细节，如果当事人不予披露，它就永远的湮没了。如果把有一定价值的历史细节讲述出来，就具备开掘新史料的意义。比如一稿本中有一段关于“老正”言论的描写：“直率而不擅长口才的老正，有一次对我（溥仪）说出了很有一定代表性的感想：我现在算是知道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以前我全家人怎么那么崇拜你！我从小发下誓愿，为复辟我送掉性命都干，谁知你是个又自私又虚伪的废物！我真遗憾不能把这些告诉我母亲，她简直把你看成活菩萨似的崇拜。真可惜，她早死了！”

老正即蒙古族的正珠尔扎布，他是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手培养起来的复辟派人物。老正的父亲是民国初年在日本人支持下率领蒙古土匪实行武装叛乱、图谋恢复清朝的巴布扎布。对于这段描述，溥仪作了一个近三百字的长批：“正珠尔所谓‘直率’是不现实的，当时，谁和他亲近就是好人，批评他一次，他是永远忘不了的，不是背后骂，就是图报复。如罗振邦在他评奖时曾批评他，他从此便永远不和罗谈话。他在散步时，故意和别人谈话，说将和我拼命，杀死我，他也可以出名。这个人欺软怕硬，而且当我在特赦时，他态度立时又对我变好，他还向我要手帕，当纪念品，我因忙，没有给他。他又在溥杰特赦时，和他要纪念品，说是代我给他的。当然他有时勇于揭露自己思想错误，是好的，可是检讨尽管是检讨，下次还是照样犯。所以我说他对我的上述这些话，我认为应当不用。因为他说话的动机是不纯的，是挟私怨而说的，我认为这一段可以删去。”

对于有些不合实际的内容，溥仪更是建议改写。如“我记得在我揭发关东军这批战犯罪行后，审判长问我，你还要说什么？”溥仪在这段话的旁边写上两个大大的“注意”，并写下说明的文字：“有一次是检察长问我，而不是审判长问我。因为在当时审判长除在开庭时正式对证人问话外，并没有向证人作随时的个人的谈话。这样写和法庭审判长问我话的记录不符合。我想改写为开庭前检察长曾问我……”

以上列举溥仪在一稿本上的批校，仅仅是有一些代表性的例子，但足以说明，在上世纪60年代，溥仪这样的身份是不可能独自完成这样一部影响巨大的自传作品并得到出版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稿本留下的一百余处、数千字的增添、说明和建议删去的文字，有溥仪对自己前半生生活的片段回忆，又反映出溥仪对稿本内容的独特认识。

那么，溥仪的批校究竟被采纳、吸收了多少呢？笔者以“溥修本”和1964年3月先后于北京和香港公开出版发行的《我的前半生》书稿清样上溥仪亲笔修改处，与1964年3月第一版的《我的前半生》进行了对照，总体上讲作为《我的前半生》创作主体之一的群众出版社，还是很尊重溥仪的建议，而且有很多内容是按照溥仪的意见作了增删或调整。

4 “二稿本”吸收了多方意见

    涉及婚姻的内容改了又删

一稿本成稿后，溥仪和李文达综合并吸收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对一稿本作了一些修改、增益或删减，并补充了溥仪“五十三年大事记”和从档案馆等地方引录的材料作为附录，于1962年10月印出“二稿大字本”（两册，52万字）。由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担任“二稿大字本”的审读主要召集人，继续征求全国政协、中宣部、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及当时历史界、文学界许多专家学者、著名人士等各方面的修改意见。

1962年11月27日，申伯纯和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另一副主任杨东莼，组织了一次由著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对二稿大字本的座谈会。到会的专家有翦伯赞、侯外庐、黎澍、刘大年、金灿然（李侃代）、邵循正、翁独健、何幹之、杨东莼、申伯纯、姚艮、于浩成、李文达、吴群敢，由申伯纯主持会议，溥仪本人也参加了座谈。与会专家学者对二稿本的内容、文字、写法发表了修改意见。老舍、郭沫若、茅盾等也对二稿本从文字和写法上提出意见。1963年3月21日，张治中致函申伯纯详细谈了对书稿的意见，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还指定王宗一对此稿进行了审读。

此后，溥仪和李文达在群众出版社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继续修改书稿。据《溥仪日记》记载，溥仪在“二稿本”到小字本（1964年3月版）的进阶过程中，曾十九次来群众出版社。

综合多方面的修改意见，由李文达执笔，对二稿本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尤其是对后半部分进行了较多剪裁或变动，1963年11月，这部经过多次修改、综合各方面意见的《我的前半生》终于杀青。正式付印前，清样送溥仪审核。溥仪又逐字逐句审读，并纠正了一些谬误，如第一章“我的家世 醇贤亲王的一生”中，有一段说：“在野史和演义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据我听说，同治是死于天花（翁同龢日记也有记载）。天花并非必死之症，同治由于病中受到刺激，因此发生‘豆内陷’的病变，抢救无效而死。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对此，溥仪建议：“我认为不要把话说得太死，太死就成为确有此事。因为在当时宫中的习惯，这样的事似乎不易做到。不如把语气说活一些，如有人说或是听太监说之类，比较好。”

又如第一章中“摄政王监国”部分有段话：“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不可学阿玛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署‘推庵居士’的别号，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溥仪在这段的上方粘了一个他更正并修改意见的纸条：退庵居士是我祖父奕譞的别号,不如引我父亲载沣在鉴意轩书房中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较为妥当。

溥仪很在乎在改造过程中有关思想变化的细节，在第九章“接受改造”中，他对许多地方作了修改或删除的建议。如有一段关于外国记者的访问的情节叙述：“不久前，在某些外国记者的访问中，我遇过不少的问题，例如：‘作为清朝最末一个皇帝，你不觉得悲哀吗？’‘长期不审判你，不觉得不公平吗？’‘这不令你感到惊奇吗？’等等，这里面似乎也包含着类似的同情声调（如果没有其他意思的话）。我回答他们说，如果说到惊奇，我受到这样古今中外不曾有过的宽大待遇，倒是很值得惊奇的。记者先生们对我的答案，似乎颇不理解。我想那位从法国写信来的先生，看到了我的回答，必然也有同感。”

在“倒是很值得惊奇的”后边，溥仪补充了一段他回答外国记者的话：“我又说：我过去处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朝皇帝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伪满皇帝的时代，才真正是我的悲哀。现在正是我开始认识真理走向重新做人的最幸福前途的开始……”

5 定本删除了关于婉容孩子的内容

群众出版社充分尊重作为《我的前半生》创作主体之一的溥仪，在“定本”的清样中，经溥仪修改或增删的建议，多数按照溥仪的意见作了调整或增删。此外，对于原稿中一些表达含糊不清、过度的自我菲薄和不甚恰当的称谓，都尽量地删除或重新组织语言。比如在“定本”清样中，有一个自然段说溥杰在伪满时期与溥仪接触较少，溥仪旁注：“这段必须删去。溥杰在伪满和我接触并不少，这样写不合乎事实，因此必须去掉。”

同样被删去的还有一些怕太过残忍、引起中外读者不愉快感受的内容。比如有一段关于溥仪处理婉容偷情所生的孩子的内容：“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焚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

此外，“定本”中被简略或删减的某些叙述还有关于日本在天津的特务机关“三野公馆”的描写；李鸿章记录清末一场大水灾的奏折；张宗昌生活简史；溥仪的打油诗以及占卜的卦辞，理由是不能够宣扬封建迷信。

总之，《我的前半生》的“定本”与作者溥仪的身份更相适应，增加了自传的可信度。一切涉及国际关系和党的改造战犯政策的有关部分，“定本”都十分慎重，尽量避免引起副作用，目的就是使该书更好地为政治和社会服务。

《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3月出版后，直至“文革”结束前，只有17级以上干部凭介绍信才能购买，但该书还是在国内外引发了很大的轰动。当时公安部领导拟印十万册就终止。不过，在1978年群众出版社恢复后至今，《我的前半生》累计印数已达200多万册，可见其影响之大。

幸运的是，笔者收藏了《我的前半生》多个版本。群众出版社编辑孟向荣等人到笔者家里仔细翻阅相关收藏后，高兴地说：“我亲眼见到了过去我从来不知道的‘溥修正本’和‘定本’清样上的溥仪亲笔墨迹。它们是唯一的，由于唯一的存在，将改变《我的前半生》出版的传统方式！我当时想，这部书的根在群众出版社，社方又是这部书的创作主体之一，以这样的‘霸气’，能把东西拿回来吗？没想到方先生非常爽快，马上就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于是，就有了《我的前半生（溥仪批校本）》的诞生。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