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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被誉为“奇书” 还有内部印发“灰皮本” ?

2018-04-04 18:17 北京晚报 TF010

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文献上,末代皇帝溥仪是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普通公民的惟一例子,有着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和脱胎换骨的新生。因此,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被誉为“奇书”,受到世人瞩目,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自1964年3月正式出版以来,《我的前半生》印刷21次,累计印数已超过200万册。在国外,该书被译为英语、日语、德语等版本出版。

作者:方继孝


抗日战争胜利后,溥仪作为战犯被苏军逮捕,1950年被押送回国,并关押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直到1959年12月特赦。在特殊的改造环境中,溥仪通过自传的方式交代历史,最终创作了《我的前半生》。该本书中,溥仪从自己的家族背景写起,一直写到解放后接受改造并成为普通公民的整个过程。他的写作,虽是个人的传记,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全方位再现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变迁。这本书应是研究晚清、民国以及伪满洲国历史的必读书。

鲜为人知的是,《我的前半生》前后有好几个版本,当然,有的版本只是油印了几十册,有的是未定稿的大字本。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笔者历经十多年,在数次机缘巧合之下,收集到了溥仪最初写《我的前半生》(油印本)时,用毛笔亲笔书写的一册素材资料,还收集到了1958年春《我的前半生》油印本、全国政协1958年印制的油印大字本(未定稿)、1960年灰皮本剪贴修改成的残稿、溥仪亲笔修改并保存下来的1963年9月2日的修订本……笔者收集的版本中,包括溥仪亲笔修订的“一稿本清样”(孤本)。自此,笔者开始了对《我的前半生》版本的研究。本期的“品读”,就为读者们介绍《我的前半生》的成书经过。

1 当年战犯都写“前半生”

1950年8月,溥仪从苏联被押送回国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指令下,不止一次地撰写自传,揭露自己和检举日寇及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

受日本战犯撰写忏悔录总结前半生的启发,抚顺战犯管理所认为,日本战犯自觉地揭露侵华的残暴罪行,是促进他们加强改造的好办法。195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战犯大坦白、大检举运动,要求战犯们拿起笔,通过梳理历史、总结过去,来反省自己的罪责。特级战犯杜聿明最先给自己的反省材料起了个题目《我的罪恶的前半生》,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很贴切很实用,便纷纷效仿,因此,当时战犯们都写过《我的前半生》。

在所方的反复教育下,溥仪于1957年下半年起,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历时一年半左右。在这个过程中,所方领导亲自审阅书稿,帮助他推敲和修改。由于溥仪写作能力较差,所方就指令溥杰帮助他写,还让许多原伪满大臣、将官为他提供伪满时期的材料;又从辽宁图书馆借来一些图书,包括许多演义小说,如《清宫十三朝演义》等稗官野史,供其参考。成稿后,由战犯自刻蜡版,油印了几十本,送公安部领导传阅并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参阅。于是,就产生了摇篮时期的《我的前半生》。据溥杰回忆:“大哥口述,由我执笔,从家世、出身到他三岁登基,一直写到1957年,其中也插进一些我的经历,总共写了45万字。这份材料,只能说是一份自传性的自我检查,不像是书。”

油印本《我的前半生》的基调是“我罪恶的前半生”,是一本具有悔罪书性质的作品。《我的前半生》从家世写起,一直写到1957年溥仪参加战犯管理所组织的社会参观。溥仪从一个末代皇帝、战犯到自觉悔罪成为一个新人,思想转变过程杂乱不清,史实方面也有很多地方叙述得不准确。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我的前半生》(油印本)比较关注,公安部至今保存着周总理接见溥仪及其家人时的谈话纪要:

周总理说:“你写的东西有20万字,因为总有事,我还没看完,春节后我要出去,现在先和你谈谈。你的东西基本上要与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自己,英国的威尔斯亲王也是吹自己。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写这东西用了多少时间?”

溥仪:“一年多。”

周总理:“这证明你后几年进步了,但不能说巩固。改造,第一是客观环境,第二是主观努力……现在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把你当成平民看待,可能还会有人向你下跪打恭。”

溥仪:……

周总理:“你写的东西有价值,作为未定稿,用四号字印出来送你一本,你再改,改为比较完善的。这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旧社会结束了,你也转变成了新人……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代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的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

在中央领导表示油印本“写得还不错”的情况下,公安部因势利导,要求群众出版社完成这部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史料价值的《我的前半生》。之后,按照中央有关领导的指示,群众出版社又安排李文达等有关编辑与溥仪一起,根据以45万字的油印本排印成铅印本的《我的前半生》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经过多次易稿、反复修改后,形成了多个版本的《我的前半生》。

2 总理送给溥仪十六开大字本

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周总理接见他时,他才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到北京一个多月。总理所说的“未定稿”,指的是《我的前半生》油印本。

此外,总理提到“现在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把你当成平民看待,可能还会有人向你下跪打恭”,还真是说中了。

1960年2月16日,在总理接见后不久,溥仪到位于香山脚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工作。植物园要求职工不能围观溥仪,对外要保密,不让外面的人知道,要称呼他为溥先生,而不能叫同志。在植物园附近有些村落居住着一些八旗后裔,有人在植物园干临时工,在温室里见到了溥仪,回到村里便把“皇上”在植物园的事传了出去。

当时溥仪在植物园每天劳动半天,休息半天,周日可以回城。溥仪“特赦”回京后,暂住在西城区前井胡同6号其胞妹(俗称“五格格”)金蕴馨的家中。那时候植物园属于远郊,只有一班公交车,车站设在离植物园不远的四王府村。镶黄旗地处植物园西部,一些关姓(瓜尔佳氏)、郭姓(郭尔佳)、图姓(图色里氏)等多为八旗后裔,得知周末“皇帝”回城里时要在车站候车,就聚集到车站去叩拜“皇帝”。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溥仪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一些聚集在站台上的旗人忽然跪倒一片,还口称“皇上”!溥仪当时被吓蒙了,他转身要走,被另一位年纪稍长的人一把拉住:“皇上,旗营虽然解散了,但营子里还有不少旗民,我们只想见皇上一面,以表子民敬仰之心!”溥仪闻听此言气得够呛,训斥道:“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我早不是什么皇上了,只是一个公民!”说完,冲出人群走了。这些人被溥仪训了两次后,再也不来叩拜了。

周总理与溥仪谈话时曾肯定了溥仪自传初稿的价值,嘱咐用四号字印出来一本“未定稿”,送给溥仪修改,直到比较完善为止。这里所说的“未定稿”,是根据“油印本”印成的十六开大字本上中下三册。

据时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的刘复之回忆说:“毛主席看过《我的前半生》(油印本)后,说写得不错,这才引起我们的重视。”统战部部长徐冰看完“油印本”并听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肯定后,当即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具体印出时间为1959年秋。于是,全国政协以“未定稿”的形式,迅速印出400册,分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和各方面负责人。

2010年12月18日,群众出版社一直参与《我的前半生》编辑的孟向荣来到笔者家中,见到家藏油印本的封面右下角用红钢笔水写下的“四号字400本”,上中下三册油印本中,都有用红钢笔水写下的数字标记。老孟判断,笔者所藏的油印本正是当年的“未定稿”大字本(上中下三册)的“母本”!而吕振羽旧藏的“未定稿”大字本(上中下三册)就是“全国政协当时据此油印本印出的本子之一”。

“未定稿”大字本印出后,读起来要比“油印本”省力很多。不久,包括毛主席在内的中央高层对《我的前半生》的阅读意见传了下来。毛主席读了此书,对溥仪能够彻底认罪、愿意重新做人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指出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毛主席提出,“不能把溥仪改造过程中的表现提得太高”。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来宾时,毛泽东还把这部“未定稿”《我的前半生》送给了他们,并说这本书还没有正式出版。

3 出版社内部印发“灰皮本”

1960年1月,群众出版社为了满足政法系统的需要,决定用850纸型的32开本,以上下两册的方式,把45万字的油印本排印成铅活字体,在系统中发行。而群众出版社所用的“油印本”也是笔者家藏的这三册“油印本”。据孟向荣所说:“在发稿前后,编辑部同志多次讨论这本书,认为历史事实未查对,书中有些论点有许多不妥甚至错误之处,而且只写到1956年。采取的办法‘除了改正了个别错字和标点以外,对文章内容未加改动,完全按照原稿(油印本)印出’。”“出版之前,编辑部撰写了征订目录。在这个征订单上著录的印数是五千册。因是灰色封面,俗称“灰皮本”,该版本也是群众出版社对《我的前半生》的首次介入。

“灰皮本”规定“内部发行”,范围是政法系统17级以上干部,即1952年党和国家干部从供给制政治、生活待遇改为工资制以后的副科级以上的政法口干部。

内部发行的“灰皮本”与油印本和“未定稿”大字本在内容上是一样的,同为《我的前半生》的“祖本”。因为“灰皮本”是根据油印本而来,是个原汁原味的本子。虽然执笔者也非溥仪自己,但溥杰是他弟弟,肯定不敢违拗哥哥,何况这个哥哥还当过皇帝。因此这个文本,从史学角度来看价值较大。

溥仪开始写《我的前半生》(油印本)时,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因而,作为“认罪材料”的《我的前半生》就不能不表现出强烈的“犯人求生心态”。这与铁窗之外、没有压力的自由写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就让我们很难分清书中所写哪些是溥仪真正的思想转变。毛泽东批评此书时说“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把自己说的太坏”,说的就是这种“犯人心态”。例如,如何认识教他英语的英国师傅庄士敦。从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和后来溥仪对庄士敦为人和事迹的叙述中,可见溥仪对这位“洋师傅”是有好感的。可是在油印本第三章:我的罪恶思想根源(5)“庄士敦和我崇拜帝国主义思想”中,溥仪把庄士敦说成是“英帝国主义者派来的特务”、“祖国人民的敌人”。其实,当年溥仪只有十六七岁,厌倦清宫腐朽没落、死气沉沉的生活,厌恶宫中的礼制,平时连到大街上走一走、看一看的自由都没有,他向往摆脱这种专制的桎梏,想到欧洲去旅行、游学,怎么就叫“崇拜帝国主义”呢?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据说《我的前半生》“油印本”包括国家图书馆和群众出版社图书馆都没有馆藏;全国政协把油印本印成铅印大字本(未定稿),存世鲜见。群众出版社据油印本印制的内部发行的“灰皮本”,印数5000册,应该说数量可观,但笔者几十年寻觅,竟仅见残破之本。

4 失败的“剪贴本”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注下,群众出版社把油印本印成内部发行的灰色封面的铅印本(灰皮本)之后,公安部决定,由群众出版社编辑李文达协助溥仪整理书稿,以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为了安排这次改稿,由相关领导出面约请溥仪、溥杰兄弟在全聚德吃烤鸭,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姚艮和李文达都参加了,席间主要谈合作修改《我的前半生》之事。

溥仪被安排到香山植物园劳动后,为便于修改文稿,李文达住到植物园附近的旧香山饭店。每天下午,溥仪到饭店与李文达在“灰皮本”的基础上修改书稿。共用晚餐后,溥仪回植物园,李文达则按照与溥仪谈到的章节,用剪刀糨糊将灰皮本的留用部分剪下来粘贴在群众出版社的稿纸上,然后将记录下的溥仪口头补充的材料写进去,对于“灰皮本”中溥仪认为不准确或错讹等处,李文达会按照溥仪的重新认识或新的说法改写。有时候,溥仪当天说的内容,晚上李文达整理时,没有弄明白,会在整理稿上注明,第二天下午,与溥仪核实后,再写进书稿里。就这样,两个月后,溥仪与李文达完成了对“灰皮本”的剪剪贴贴、修修补补,形成了新的书稿。修改后的书稿由原始的45万字压缩到25万字,在这里,我们姑且叫它“剪贴本”。

据1961年5月18日,群众出版社在一份“关于修改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的进行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对“剪贴本”的问题作了如下表述:“我们原来的想法是在原著的基础上加以删节,并根据溥仪的口述再补充一份材料,修改成一部以‘皇帝如何改造成新人’为思想主题的回忆录体裁的文学作品,计25万字左右。但在修改过程中,我们发现原著(注:据油印本铅印的灰皮本)使用的历史材料很多不实。特别是清末一段,溥仪以及帮助他写稿的溥杰、伪满大臣等在抚顺时主要参考了清宫演义等笔记小说,大多不可靠,就连溥仪的本身家世,也是差误百出;民国一段,也多是道听途说;观点不用说,错误和模糊之处不胜枚举。如周总理曾经指出,溥仪结婚时任总统的是徐世昌而非黎元洪这一项重大错误。至于改造阶段,原著多是自谴自嘲和议论文字,缺少生动的真情实录……”

正如上述,溥仪和李文达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所写25万字的“剪刀加糨糊”的整理稿,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翻阅现存笔者处的“剪贴加文字”的修改稿,虽然去掉了原著中一些自谴自嘲的内容,纠正了一些错讹,有些章节甚至是重写,但最终未脱离原著(即据油印本铅印的灰皮本)的窠臼。如书稿中描写溥仪的出生地醇王府的内容旁,有一段领导的批注:“风景写得没道理,他三岁离醇王府,根本没印象。这实际是溥杰的印象。”显然领导对改稿是不满意的。因溥仪和李文达都不满意这次整理出的“剪贴本”,公安部也不满意,因而被废弃了。几十年过去了,包括群众出版社在内,凡提到《我的前半生》成书过程,都忽略了这个“剪贴本”。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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