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朴素而美观的巨大圆顶的建筑物，就是北京天文馆的老馆 新华社/图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并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管理的一座大型科普场馆，北京天文馆于1955年10月24日动工建造，1957年9月29日正式开馆，至今已经走过六十载春秋。在总建筑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老馆里，天象厅中央安放一台世界最先进的大型天象仪，完整的天象表演系统可以放出大约9000颗恒星以及星座名称和星座连线、坐标系和太阳系行星运动、中国古代星座的名称和连线等奇妙景象。另外还配备有表演彗星，流星，日饵，宇宙飞船等近百台特技效果放映器。老馆西侧的天文台内装有一架130毫米折射望远镜。

当年，北京天文馆开馆时，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梁希曾说，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北京还有着世界闻名的古观象台。世界上许多天文学家认为天象仪的开山鼻祖也是在中国，那就是汉代伟大科学家张亨所创造的水运浑天仪。因而在中国，也是在亚洲大陆，建立起第一座天文馆，意义重大。

整整一个甲子，曾任北京天文馆第一位讲解员的李元至今对北京天文馆开馆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小朋友们蹦蹦跳跳走在前面，来宾们在天文馆的“心脏”——天象厅进行了有趣的“宇宙旅行”，一台复杂而精巧的天象仪，把各种各样的天文现象放映到穹形的屋顶银幕，构成一幅逼真的“人造星空”……

六十年来，北京天文馆开展了大量天文普及工作，接待的观众以千万计，成为几代人天文知识的启蒙之地。

这里，是全亚洲第一座大型天文馆。那巧夺天工的天象仪，把灿烂辉煌的星空放映在半球形的银幕上，让广大观众遨游太空，饱览宇宙风光，了解天文知识，看到古往今来、天南地北的天文现象。有人说：“这里是宇宙的剧场，也是天文的课堂。”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郭广生说，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公众科学素养，是北京“四个中心”建设特别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内在要求。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下属的北京科普场馆都是国家科普工作的前沿阵地，为北京市民的科学普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天文科学知识普及是天文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天文馆的校外教育职能，将对传播天文知识、培养科学兴趣及创新精神起到重要作用。

现在的北京天文馆新馆，是2004年建成开放的，总建筑规模20000平方米，有着如行星轨迹般流畅动感的外形，内部的公共开放设施有数字化宇宙剧场、3D动感天文演示剧场、4D动感影院，有天文展厅、太阳观测台、大众天文台……在展厅内，人们可以看到从太阳真空望远镜观测接收而来的1.8米太阳白光投影像、174毫米手描太阳黑子白光全日面投影像、太阳光谱投影像以及太阳局部活动区的电视图像；新馆顶部有两座天文台，成为爱好者进行天象观测的圣地。

伴随北京天文馆的六十岁“生日”，“天文馆之夜”为天文爱好者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天文大餐，通过奇妙的星空、宇宙畅游、科普电影选播、动手学天文、望远镜观测、天文秀场、天文咖啡馆等活动拉近观众与天文之间的距离，各种互动体验更是让小朋友们流连忘返。讲述北京天文馆诞生、成长、发展的 “北京天文馆建馆六十周年回顾展”，更让众多从小和北京天文馆一同成长起来的北京市民驻足，回味当年在北京天文馆度过的金色时光。

紧随着“六十大寿”启动的北京天文馆“天文科普月”，记者看到，从“第五届北京国际科技电影展”中精心挑选的14部来自中国、美国、荷兰等国家的优秀科普影片集中展映，涉及了球幕、3D、4D的形式，展现了宇宙演化、恐龙灭绝、航空探索、海底世界等多种题材；刚刚调整为每周一次的公众科普讲座，主讲人有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R。 Michael Rich教授，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天文学会等单位的天文专家和天文达人，这些天文“大咖”与公众进行着面对面的探讨与交流；公众天文台也根据天气和观测天体的情况，增加了望远镜开放的次数，让更多人有机会去探寻星空中的奥秘。此外，“天文科普月”期间，天文馆还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活动，公众还能根据参观项目享受不同程度的票价优惠。记者了解到，今年天文科普月中来北京天文馆参观的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科普效果显著。

科普利民，科普惠民，是北京天文馆对社会最好的回报。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告诉记者，今后北京天文馆将每年都举办“天文科普月”，将集中呈现一批优质、前沿的科普资源，为公众带来持续的天文知识盛宴。

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透露，“纵观宇宙，益智明心”，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北京天文馆，今后会持续发挥天文科研科普优质平台的作用，在天文科普的各个方面不断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趣知道

老外建的是“假天馆”

咱们办了个“天文馆

北京天文馆六十华诞，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伴随几代人探寻天文梦想的地方，同时还是“天文馆”一词的开创者。

当北京天文馆六十年前亮相时，在英文字典里甚至都找不到“天文馆”一词合适译法。那时世界各地的“假天馆”，或者叫“天象馆”，没有一个像北京天文馆这样在天文领域集科研、科普等诸多使命于一身。

已故北京天文馆首任馆长、中国现代天文学家陈遵妫，最初提出“天文馆”一词，就是要在北京建一座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天象馆都不同的独特的天文科普场所。北京天文馆由此成了全球天文领域的“中国创造”。

曾经想建

中国的“假天馆”

1923年，德国蔡司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天象仪，当时称为“假天仪”，随之也建起了第一座“假天馆”，我曾在1935年的《宇宙壮观》中谈及过“假天仪”，那时就期盼也在中国建座“假天馆”，“为着启发民智，破除迷信”。

1955年春，我在上海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徐家汇观象台工作，意外收到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吴有训二位副院长的联名信，邀我到北京来，负责筹建一个新的天文机构——北京天文馆，并担任馆长。

其实，1951年中国代表团出席东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时，就参观了耶那天象馆，给代表团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代表团提出在国内建馆的建议。1953年，张钰哲随科学院代表团访苏后，在他写的《苏联天文学专业考察报告》中还着重提出建立天象馆的建议。1954年科学院院务会议决定用财政预算节余的400万元，作为筹建天文馆和科学出版社的基金各200万元。不久，李元调到北京筹办此事，随即向东德订购大型天象仪和5吋望远镜各一套，供天文馆用。上述那些建馆的前期工作，但我一无所知，所以收到两位院长的邀请颇感意外。

我最喜欢新事物，总想干些没有干过的事情，所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本不是天文专业科班毕业，少年时期也不是天文爱好者。几十年来，除了编算天文年历外，我的大部分著书都是科普读物。这些读物引导了许多青年人进入天文界，后来成为优秀天文工作者的不乏其人。所以让我来筹建中国第一座天文馆，给了我一个更大的舞台，会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因此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两星期后，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当我走下火车时，没有想到有很多人来接我。除了李元，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有科学院、全国科普协会的领导和一些年轻人。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

翌日，到科学院向两位院长报到后，正式开始筹建工作。

我当时住在北魏胡同的科学院招待所，那时全国科普和科学院都在文津街办公。夏天，孩子一放暑假，我回上海搬来家眷。从此，我又在这座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城市定居了。

天坛后海月坛

都曾是备选

当时，筹建天文馆的工作由四个单位领导：中国科学院负责拨款；北京市政府负责拨地；北京市科普协会负责配备人员；全国科普协会具体工作总协调。虽然是四个单位领导，但是并没有出现相互推诿扯皮的事。

我到北京前，市政府曾想在天坛里面建馆，但考虑破坏古迹的完整性，故作罢。我到北京时，已经初步定在后海某地。那天我和筹备组的成员到后海实地考察，看到那里环境优美，十分安静，但当时那里交通不方便。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又来到另一个后选馆址——西直门外。

汽车钻出深长的西直门前后两个城门洞，就感到明显的变化。狭窄的道路尘土飞扬，两旁都是低矮而破旧的平房，其间还杂草丛生，一派荒凉。行人和稀少的骑车人驻足观望，目送着我们这辆罕见的黑色伏尔加。驶过铁道，马路两侧的平房多了起来；还有一些商店，门面很新，像是刚建不久。

很快，一座漂亮的现代化建筑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一年前新落成的北京展览馆。

我们站在动物园门口，向南望去。那里是一片茂盛的庄稼，长在高出地面约两米的岗子上。紧靠着这片庄稼地的是一个公共汽车总站，当时只有两条路线，一条通向市内，另一条向西，开往颐和园。我对这里非常满意，唯一缺陷是，附近有条东西方向行驶的铁道线，可能会有些影响。但是，我相信，首都建设一定发展很快，火车会搬家的。

我当时兴奋地说：“这里好，周围环境开阔，很有发展前途。不久就会繁华起来，交通会更方便。面对动物园，游人多，青少年多，正好向他们普及天文知识；而且许多星座的名称都是动物名字，可以加深印象；莫斯科天文馆正巧也在动物园对面。将来，和展览馆遥相呼应，一个是尖塔，一个是圆顶，整体布局也很好。”

开始进行设计后，市政府还曾建议改在月坛里面，我去磋商，最终还是确定在现在的位置。

整体计划通过后，我觉得原来批给的地皮太小，为此专门去市府办公楼直接找吴晗副市长。他也是1951年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的成员之一，参观过耶那天象馆，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吴晗聚精会神地听我谈及天文馆的发展方向，不时点头微笑。当我说到打算逐渐发展成天文专科学校时，他打断我的话，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叫来教育局长。我们三人共同研究起来，畅想前景，十分融洽。当我说：“可惜现有的地皮太小，很难发展。”他又一次拿起电话，同时拿出地图，叫来规划局长。他只看了一眼地图，对规划局长说：“好，可以增拨到西面马路边为止，将来就把那条路称为科学路。”

当时，天文馆的设计工作由北京设计院总设计师张开济主持。此前，1954年，他设计完成的天安门观礼台受到一致好评。听说由他来主持，我特别高兴。我对建筑、设计、美学等等一窍不通，只是把天象厅、展厅、演讲厅、天文台、气象台和办公楼、宿舍等各部分的要求向他逐一提出，由他安排设计。其间，我们经常交换意见，相互讨论，合作十分愉快，因此，工作进展很快。

天象仪的安装调试是在德国蔡司的工程师指导下完成的。我记得，先后有两个人参与这项工作，他们作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

最后为什么

起名“天文馆”

当年，我刚到北京时看到的全国科普协会的文件，都称即将建立的机构为“假天馆”。从接受任务起，我一心想的就是，要超越西方的天象馆，建立一个全新的天文普及机构，向人民群众宣传以天文学为主的自然科学知识，在青少年中培养更多的天文爱好者，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所以我坚持不要用“假天馆”、“天象馆”这类名字。

全国科普协会召开过三次常委会议专题讨论名称事宜，我在会上反复阐明自己的观点：天象仪只是一种表演天象的工具，虽然我国过去没有这种先进的工具，但是只用这一种手段来普及天文知识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多举办展览、科学讲座、组织各种天文小组的观测活动,还可以搞些简单的研究课题……如此众多的工作内容，“假天馆”是难以承受的。我主张称为“天文馆”这个名字，待各项工作都开展以后，慢慢向天文专科学校发展，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中级天文人才。我国幅员辽阔，一座天文馆是绝对不够的，将来要在其他大中城市多建一些，在全国形成网络。

我的这些话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终于，在第三次常委会上，竺可桢副主席最后拍板，就叫“天文馆”。

会后，有人问我：“‘天文馆’怎么释成英语呢？”

“咱们先干起来，干好了，让他们作为中国的外来语再翻译过去吧！”

后来，北京天文馆一位年轻同事到美国研究宇宙化学，有人问及工作单位，他如实回答后，美国同行感到很惊奇：“在我们国家，天象馆是不搞研究的。”我听了真高兴，这就是区别，就是特色！

再后来，全国各地的天文馆逐步落成，我特兴奋，设想中的“天文馆网络”正在形成。一项事业是不可能由一代人来完成的，感谢历史把我放入天文馆事业开拓者的行列，我很欣慰。

链接

古观象台

如何起死回生

北京古观象台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悠久、保存完整的古代天文台。该台是元代司天台的旧址、明代观星台的建筑、清代观象台的天文仪器。是我国明清两代的政府天文台，至今已有五百四十多年，不愧是全球驰名的天文古迹。

1956年春，我接到层层转发的国务院文件“北京古观象台拨归北京天文馆保管使用”。看过文件，真是思绪万千，自有无限感慨。

记得1921年我还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大学数学系的中国官费留学生，当年暑假在恩师高鲁的安排下，我曾在这里实习，初次接触天文；1926年，我又是从这里正式步入天文界的。没想到三十多年后竟然是国务院责成，由我负责“保管使用”，自然是十分兴奋，又深感责任重大。

当年五一节，经过修葺整理，古观象台正式向社会各界开放。我当时是在拉萨收到电报得知的，很欣慰。回到北京后，第二天我赶紧过去。看到一切井然有序，前来参观的人不少。

记得那时古观象台的名称叫做“北京古代天文仪器陈列馆”，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通过努力，把这里建成国内唯一的“天文博物馆”。

我记得，当时台内布置了一间古色古香的贵宾室，接待过不少外宾，他们对我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都很钦佩，对古观象台这个古迹很赞赏。苏联塔什干天文台台长曾满怀羡慕地说：“只有你们中国才有这样的天文古迹。”一位德国天文学家说：“希望你们长期保护好这个古观象台，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看到它，了解古老的中国有多么辉煌的成就。”

开馆后不久，听说为了拆除城墙，要把古台毁掉，仪器搬迁。得知此消息，我很着急，风风火火地去找副市长吴晗。他是历史学家，十分重视文物的命运，立即放下手头工作和我一起来到古台。

我们登上城墙，站在古代仪器旁边，我阐明保留该台的重要性，还说：“可以保存一段城墙，将来作为城墙公园。”吴晗俯瞰周围，补充说：“南面的角楼也可以保留，作为北京古城墙的遗址。”

在修建北京地铁时，又遇到同样的问题。这次是周总理亲自批示：“保存古台，地铁绕行。”

1959年古台暂停开放，没想到这个“暂”竟是整整25年。

1979年夏季的一场暴风骤雨促发了古台的新生。那年8月，连降五日暴雨，古观象台的东侧顷刻之间部分坍塌，让人震惊中，纷纷为这个天文古迹的遭遇感到惋惜。我当时心急如焚，恰逢市政协开会，于是我在会上大声疾呼，要赶紧抢救保护这个著名古迹。

记得那天，华罗庚正好坐在我旁边，见我谈得激动，马上插话：“天气预报说最近几天还要连降暴雨，陈老说的事太重要了，我附议。”

“我同意，附议。”

“我也附议。”……很快，就形成了一项集体提案。

一个月后，北京古观象台再度正式移交给北京天文馆。随之，就开始全面修复和整顿。历时三年，1983年春，修缮一新的古观象台又和老百姓见面了。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蔡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