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肖伊绯

王国维献给溥仪的《观堂集林》

逊帝溥仪发“年终奖”

93年前，1924年2月5日，为农历新年，甲子年大年初一。这一天，王国维给罗振玉写了一封贺年信，信中特别提到，“节赏已下，明晨须入内谢恩”。这里的“节赏”，是指逊帝溥仪过年时照例发给的赏金，相当于如今的“年终奖”。这里的“入内谢恩”，当然是指进入故宫内廷，去叩谢皇帝的恩泽。

第二天，王国维如何“入内谢恩”，并无细节上的史料记载，如今已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却是，王国维给溥仪呈献了他自己所著、刚刚印制出来的新书，也就是那部20世纪中国学术的代表作《观堂集林》。必须附带说明的是，这部献给末代皇帝的《观堂集林》，不同于如今常见的所谓“通行本”，不是罗振玉、赵万里在王氏死后着手整理印制的那两种24卷本《观堂集林》，而是经王国维亲自审定，著名藏书家蒋汝藻出资校印的20卷本《观堂集林》，藏书界通称其为“蒋本”。

“蒋本”的印制没有采取普通的石印法，而是选用了当时极为考究的“聚珍仿宋版”铅活字印制，这是由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1879-1949）精心研制出来的一种印刷字体。这种字体精雅端庄，是从宋版书的字体演变而来，再经由名师仿写、刻模；使用这种字体印制出来的线装书籍，颇为古雅悦目。该书扉页题笺由著名画家吴昌硕用篆书写成，苍劲古朴，更显古雅精致。

由于聚珍仿宋印书局设在上海，已经北上的王国维与身在上海的蒋汝藻，就一北一南地通力合作，历时3年的校印，才终得完工。他们早已商定，总共刊印521部，其中普通竹纸本400部，连史纸本100部，用于发售；另有特印连史纸六开大本装20部，则用于馈赠亲友；此外，还专门特制有一部黄绫裱装的“进呈本”，这就是准备呈献给溥仪的。

就在那一年的除夕夜，王国维心急火燎地拿到了蒋汝藻通过兴业银行由上海转运而来的“蒋本”，共计35部。他郑重地挑出唯一一部“进呈本”，用于大年初二的“入内谢恩”。过年得皇帝节赏，入宫献黄绫新书，王氏的这个新年过得既有气派，又有品位，自然毋庸多言。此刻，溥仪的心情也颇佳，御笔一挥，画了一幅牡丹图，让王氏为这御笔画题上几首喜庆赞颂诗。王氏一口气写了九首《题御笔牡丹诗》，虽是纯为御用而定制，却在“普天颂圣”的同时，也看得出他自己的“春风得意”。

接下来，君臣互动，气氛热烈。溥仪又一下子画了四幅花卉，有碧桃、牡丹、藤萝和桂菊海棠。南书房里，王国维也一一为御笔画题了四首诗。接下来，他又为同僚、王爷们题诗多首，甚至还为南书房的太监朱义方也题了诗，忙得不亦乐乎。显然，王氏从金石甲骨的古学堆里钻了出来，在这遍是御笔奇葩的南书房中，获得了另一番勃勃生机。此时，他在故宫里“行走”，也才刚刚8个月而已。

获“南书房行走”官职

王国维的遗书

据载，1923年4月16日，王国维作为海内遗老中的硕学，得到了溥仪的“谕旨”钦点：“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着在南书房行走”。一般而言，此刻王氏就可以随时应召出入故宫了。但事实上，王氏真正到故宫，还在近两个月之后。原来，当时王氏尚寓居于上海，而北京大学也想聘其为教授，并由马衡寄出了聘书；他回信说“当请示罗先生再定”，不久便函谢并退回了聘书，仅与罗振玉一起接受了“函授导师”的虚衔。王氏随即也打点行装，准备北上，5月31日到北京，暂居金梁寓所，6月4日入宫觐见溥仪。

王国维既得了“南书房行走”的差事，在故宫里的活动区间，自然是要在南书房一带多多“行走”的。那么，南书房究竟是怎样一所建筑，又是一处怎样的权力机构呢？

其实，南书房就是皇帝的书房之一。康熙皇帝在紫禁城设了两个书房，即南书房和上书房。南书房地处康熙皇帝曾听政的乾清宫西南隅，是一排不太显眼的房舍，但其显赫历史，却不容小视。纵览《清史稿》，可知南书房设于康熙十六年（1677），撤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康熙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特设的，有两百余年的历史了。能在此处“行走”的臣子，才学应是当朝第一流的，即所谓“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这些“行走”们，有时还要替皇上“撰述谕旨”，所以这个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权势日崇”的南书房，实际上已成为康熙一朝的权力核心。雍正一朝自军机处建立后，军机大事均归军机处办理，南书房官员不再参预机务，其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入值者常能觐见皇帝，因此仍具有一定地位。此时，王国维以布衣之身，得以入职南书房，以清末遗老的眼光看来，确属殊荣，受皇帝的恩宠程度是不一般的。

此刻，王国维也的确怀以感恩报恩的心态，严格遵照宫规为皇室效力。1923年7月14日，溥仪再度颁“旨”，为王国维“着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也明确表示了皇室对其才学的肯定。再次领受皇恩浩荡之后，王氏却没有明确获知“入值”时间，也不清楚“入值”的相关规制。简言之，他不知道该怎样“行走”，究竟又有什么具体工作。三天后，他为之致函罗振玉，告以“帝师”朱益藩关于南书房“入值”办法的意见：“南斋入值办法……不以分书为然，但以每人所长者上闻，由上随意发问，即亦闲谈一切，亦无不可。盖即以此意定局也。上体小有不适，系肝家不和，故尚须数日后请旨，恐入值亦须略迟十日耳。”由此可见，“南书房行走”一职，并无实际职能与职责，每日当值之际，要么是向溥仪奏报自己所长的见解，要么就直接是君臣之间的随意闲谈。且因溥仪身体不适，王氏要正式入值履职，还得等上十余日。

曾建言开办皇室博物馆

无论如何，作为民国初期的文化名人，王国维的才华与见识确实不是清朝遗老所能比的。王国维入值南书房快一年之际，向溥仪递交了针对性极强的奏折，以此表达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1924年5月18日，他向溥仪呈递《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内云：“今有一策，有保安皇室之利而无其害者，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如此则禁城之内，民国所辖地面，既有文渊阁之四库全书，文华、武英诸殿之古器、书画，皆我皇室之重器，而皇室所辖地面，复有皇室博物馆陈列内府之重器，是禁城一隅，实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师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

王氏之建议对溥仪是极为有利的。试想，数千年积累之国家珍宝，岂能成为逊帝一家之私藏？《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可谓一篇未卜先知式的预言书。故宫博物院，果然于次年即宣告诞生，但并不是皇室筹建的，而完全是在一场突变中拔地而起的。

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解散国会，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 11月5日，内阁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没收清宫，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把溥仪的小朝廷彻底赶出了紫禁城。经一年之整理，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

溥仪被赶出宫那天，王国维侍行左右，未敢稍离。把清室臣子的名节看得很重的王国维，同样对遗留在宫中的旧时衣冠也看得很重。他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已经开始点查故宫内府之际，忽然想到自己与同僚们的朝服衣冠还在宫中，即刻给当时在委员会任职，后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写信求助，以近似哀求的口吻请求将数套朝服衣冠归还。

1927年6月2日上午9时许，王国维向别人借了5元钱，再雇车往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吸尽一支烟，纵身投湖而死。他的自沉身死，是20世纪中国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大公案，历来有殉清说、逼债说、文化殉节说等不同的说法。

早年倾心于德国叔本华哲学的王国维，曾一度将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凝缩于中国古文字学与古经史学的复合体之中，在这一精神世界中，原本意志纯粹而专一，摒绝着诸般尘俗的表象。却不料突然有了南书房行走一职，牵涉到了逊帝废与留的斗争中。一直对现实世界保持着无欲无求的王国维，在离世前是什么样的矛盾心情？恐怕永远得不到答案了。

（原标题：王国维：南书房外故国梦）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