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山

徐懋庸与第一任夫人刘蕴文

曾视鲁迅为最高目标

徐懋庸生于1910年，本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人，父亲“专门制作和修理筛面粉用的纱筛”，家境清贫，但一个月尚能吃几次豆腐和两次肉。

徐懋庸5岁入小学，12岁毕业后，家中无钱供养，叔父将其介绍到一所小学当教员。15岁时，徐懋庸开始在胡愈之主编的《上虞声》上发表文章。他说：“就在那时，我树立了做一个进步作家的决心，胡愈之是我的模范，而最高的目标是鲁迅。那时我对鲁迅十分崇拜，读了许多他著译的书，还订了一份《语丝》。”

1927年，因散发地下革命刊物，徐懋庸遭通缉，只好离开家乡，逃到上海，化名余致力（即孙中山遗嘱中首句“余致力革命凡四十年”的前三字，以此为名，有戏谑意味），入劳动大学附中。在这里，徐展现出桀骜不驯的一面，据曹聚仁说，他一口气赶走七名国文教员，“直到他不想再赶了，第八位国文教师才得苟安下去”。

1930年，徐懋庸毕业后回乡教书，1933年，他带着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译稿回到上海，但商务印书馆等拒绝收，只好以60元卖给一家小出版社。

徐懋庸在劳动大学附中上学时，鲁迅曾到校讲座，《托尔斯泰传》出版后，徐寄给素昧平生的鲁迅一本，并随信请教了几个问题，鲁迅收到书当晚便回了信。

因生计无着，加上夫人将分娩，徐懋庸又离开上海，开始试写杂文，并向《申报·自由谈》投稿，编者黎烈文慧眼识珠，连发2篇，并约徐再写。连续发表11篇杂文后，徐懋庸第三次来到上海。

林语堂都被他骗了

1934年1月，黎烈文召《自由谈》主力撰稿人聚餐，徐懋庸首次见到鲁迅，同席还有郁达夫、林语堂、唐弢、周木斋等。

据徐懋庸记，林语堂晚到，问鲁迅是否又用新笔名，鲁迅问何以见得，林说徐懋庸不是你吗？鲁迅大笑：“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

徐懋庸说，唐弢刻意模仿鲁迅，笔法“更加形似”，“后来我接受了左联同志们的意见，有意识地减少文言句的使用，避免过于曲折，就不怎么和鲁迅先生的风格相像了”。

1934年5月9日，黎烈文辞职，光华书局想借势出《自由谈半月刊》，请徐懋庸当编辑，徐问鲁迅，鲁迅劝他“不要跳下这泥塘去”，可左联却让徐懋庸跳，只是刊物改名为《新语林》。

徐懋庸向鲁迅约稿，鲁迅答应支持。果然两三期后，光华书局“一方面说销路还好，另一方面却拖欠稿费”，徐无奈，只好辞职，《新语林》最终夭折。鲁迅劝徐懋庸“事情已经过去了”。

曹聚仁曾说：“他（指徐懋庸）的犀利观察，和丰富的知识，可以成为第一流的批评家……作为新现实主义的批评家，并不在冯雪峰之下。”

徐懋庸的一位好友死在敌人手中，朋友托他写传，徐写了十多遍，就是写不好。1929年，徐读到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以生命写成的文章》，恍然大悟：“我的失败，原因是生活的空虚。自己的生活空虚的人，对于他人的充实的生活，也是不能深刻地认识的，既无深刻的认识，当然不能深刻地表现。”

徐后来迅速成功，与其人生修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