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伊绯

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李伯嘉(泽彰)致王云五信札局部

近现代各学术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各界名流有许多都曾在此工作过，如夏曾佑、杜亚泉、蒋维乔、蔡元培、孟森、陆费逵、胡愈之、陈叔通、茅盾、蒋梦麟、郑贞文、周昌寿、陈布雷、谢六逸、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何炳松、顾颉刚、叶圣陶、向达、陶希圣等等。

商务印书馆还拥有远东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也就是由原编译所资料室涵芬楼改造而来的东方图书馆。1924年，商务印书馆费银11万余两，建造了五层钢筋水泥的大楼，以收藏日渐增多的各类书刊，并供公众查阅。至1931年，馆藏普通中文书籍已达20余万册；外文书籍8万余册；各类善本古籍3万余册；中外版图表、照片5千余种；元、明以来国内各地方志2千余种。这样的藏书规模与文献品质，是同时代国内出版机构望尘莫及的，这也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古籍校印与典籍传播方面独树一帜的底气与优势。

在张元济、王云五等苦心经营之下，商务印书馆在译介新学、倡举新知与整理国故、传承古学方面，均取得卓越业绩，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推崇。从一流的作者群到一流的藏书楼，从一流的管理团队到一流的技术团队，商务印书馆到1930年代时，业务蒸蒸日上，业绩不断提升，呈现出迅猛且稳健的发展态势。此时，商务印书馆不但在中小学教科书、普及读物方面已独挡一面，已经出版或正在出版的《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丛书，以及《辞源》等工具书更是影响巨大，国内其他出版社无与颉颃者。

不过，在历史上，商务印书馆一度不得不迁到香港，并在那儿另建印制中心。新近发现的一些当时的经办人李伯嘉赴港后致王云五的信札，对此段历史有清晰和直接的描述。本期“品读”讲述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期间迁往香港的往事。

厂区被毁筹备迁港

就在商务印书馆全力发展之际，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打断了这一进程。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军队突然侵犯上海闸北地区，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随之爆发。次日上午，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总厂和附属尚公小学，因遭日机轰炸着火，最终焚毁。2月1日，曾被火势殃及的编译所（包括附设的10多家杂志社）和东方图书馆又因日军有意纵火，大火再袭，全部焚毁。

从3月2日日军占领商务印书馆所在的闸北地区，到5月23日由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收回为止，占地80余亩的厂区内，除机器修理部、浇版部及病房几处外，其他庞大的建筑群均成废墟。所有的机器设备、书稿纸张及藏版等均付之一炬。东方图书馆藏书除5000册善本寄存金城银行外，其余亦化为灰烬。据统计，在“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物资损失高达1600余万银元，至于无形损失，更是无法计量。

当时，满目颓垣，百废待举。此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成立以张元济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下设善后办事处作为具体办事机构，由王云五等人负责，编译所所长何炳松等原部分雇员为工作人员。特别委员会曾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商务印书馆的印制发行中心暂时迁移至北平和香港，以最快速度恢复中小学各级教科书的出版业务，一方面可以此为基础重振其出版事业，另一方面也为抗战时期的国内教育事业继续贡献力量。事实上，商务印书馆多年经营的教科书品牌深受读者推崇，出版发行量巨大，重振其出版事业，这的确是当时最简便可行的惟一办法。由王云五、李伯嘉两人负责，选择一批精干队伍赶去香港分馆，不但要续印先前正在印行的各种教科书，还要筹划出版一套《新学制复兴教科书》以应全国学校开学时的急需。

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李伯嘉(泽彰)致王云五信札末页

李伯嘉赴港谋复兴

李伯嘉，就是李泽彰，他在给王云五的信中多次以“彰”或“泽彰”自称。李泽彰这个名字，原本是应在马克思理论译介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早在北大经济系就读时的李氏，就于1919年11月在《国民》杂志2卷1号发表了节译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是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青年才俊之一。

许德珩所写的《国民杂志的问世》一文，对李氏当年的译书情况及后来去向都有明确交待。文中写道：《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指《共产党宣言》译文连载)；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共产党宣言》在《国民》上没有全部登完。李泽彰后来由胡适介绍给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成为王云五的亲信了。

胡适有没有对李“威胁利诱”，姑且不论，只是李后来不再从事马克思理论译介活动，确是事实。他后来追随王云五，倾力从事出版事业，也是事实。这一时期，“李泽彰”这个名字出现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新学制教科书”的版权页上，是“编纂人”之一，初版时间为1924年。除此之外，“李泽彰”的名字少有出现，而代之以“李伯嘉”这个名字。早在1923年编印的《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同人录》上，“李伯嘉”的名字就已在王云五任所长的编译所名单中出现，时为法制经济部编辑。从李伯嘉追随王云五长达20余年的职业生涯来考察，从普通编辑到总管经理，他作为王的亲信、得力助手是无疑的。此刻在国难之际，率部迁港的领头人选定李伯嘉（后来他曾任香港分馆经理），也正是体现了王云五对他的信赖与看重。

这段特殊时期的史实，李伯嘉后来专门有过披露。因为出版业的最重要营业时期，就是春秋两季的开学时期。商务出版的教科书参考书范围极广，差不多全国学校用书，大部份依赖商务的供给。如果在开学的时候不能供应图书，教育界必感觉书籍缺乏。但是，当时香港和北平两厂的机器和添购的机器，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表面看来，是很难担负印刷秋季用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