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一号线大望路站内人头攒动。王骏 摄

5年搬了10次家

位于北京西北五环外的唐家岭村，曾经居住着上万名在京务工的大学毕业生，据媒体报道，当年唐家岭的本村居民只有约3000人，却居住着4万到5万人，几乎全是落脚在合法或违法建筑内的大学毕业生。

2010年春天，河南人吴伟正赶上当时启动的唐家岭地区整体腾退改造工程，做起了搬家生意。那一天，他刚刚24岁，和现在很多立志在北京干出一番事业的年轻人同龄。七年来，他从帮80后搬家，到为90后服务，如今已年过三十，而那些需要他搬家的人，却永远停留在20多岁。

吴伟告诉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我一般夏天比较忙，那是大学生刚毕业的时间节点，换房、搬家的需求量大。”

2012年夏天，吉林人李洁敏结束了她的大学生活，决定来北京寻找工作机会。最初，她选择租住在北三环外的一间10平米房里，另有两人一起合租，那时她的租金是600元。

去年11月20日，她在微博上纪念自己北漂生活的第10次搬家，她表示，“酸甜苦辣的搬家经历让我变成大力士，让生活变的坚硬。”

李洁敏对中新网记者说，她的房租从600元变成了现在的3000元，住宿条件得到一些改善，5年来，她搬家的原因不外乎工作变动和收入增加。

而吴伟从他所遇到过的北漂族中观察发现，房东和中介的问题，甚至小两口闹分手，都可能造成他们频繁的搬家，他透露，“也有人最终买了房，终于结束了租房的生活。”

遭遇黑中介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以租客的身份，不断在北京城里迁徙。

某租房网站发布的一份北京租房报告显示，在北京的常住人口中，选择租房的比例将近37%，租客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的居多，平均每11个月换一次房，大部分在8到14个月之间，“稳居”已经成为很多租客的奢望。

当李洁敏已对搬家游刃有余的时候，2016年初，90后的张博才刚刚来到北京。他的老家在山西太原，到北京最快的一班高铁列车只需2小时32分钟，而他所经历过的一次地铁搬家——从位于北五环外的平西府到东五环外的双桥，花了他近两个小时。

“那次是我自己搬的，没有找搬家师傅，刚来北京不久，东西还比较少，就和其他三个同学一人背一个包，上了地铁，路程比较远，还挺辛苦的。”他说。

但张博没想到的是，在他刚搬进双桥附近不到三个月，房租连续跳涨了两次。

他告诉中新网记者，“当初签了合同，每个月房租800元，押一付二，我一次性交了2400元，大概住了一个多月后，中介说要涨50元房租，为了息事宁人，我都交了，大概到了第三个月，中介又说要涨管理费。”

张博了解到这家中介公司没有营业执照后，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所谓的“黑中介”。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和中介扯皮，这让他感到身心俱疲。

今年年初，他终于搬离双桥，和同学一起又住到了北五环外的史各庄乡，一个和当年的唐家岭地区类似的城中村，在张博的描述中，那里“人多而杂”。

“北京是大城市，工作机会多，我还年轻，想出来闯一闯，不希望等老了再后悔。”张博道出了很多北漂族的心声，他在微博上发出一段自己拍的搬家视频，他和三个同学坐在一辆小货车上，没有顶棚，和所有行李在一起。

他说，“北漂坚持一年，能说你是试一试；坚持两年，闯荡闯荡；坚持三年，小伙子不错；坚持五年，可能收入还行；越坚持，也许会越幸运……”

“倾听你的搬家故事”

张博在网络上发出视频不到半个小时，名为“搬家”的微博号便转发并评论说，“搬家不应该是痛苦的，坐在车上太拉风了。”

来自湖南长沙的吴怀是“搬家”的博主，她独自运营该微博号一年多，累积了10万的粉丝数，她在简介中给自己贴上了“旧家情感寄托站”、“倾听你的搬家故事”等标签，已经转发了数千条网友搬家的经历和心得。

来北京工作七八年的吴怀，保持着每年搬一次家的频率，她观察到北京搬家市场存在的乱象，以至于她称自己的每次搬家都是“噩梦”。

“叫车搬家总会遇到司机爽约的情况，他就告诉你车坏了，要去修，让你再去找。”吴怀说，刚开始东西少，一辆金杯面包车就够了，现在则需要带着大概10箱行李东奔西走。

她对中新网记者说，“我觉得人赋予搬家的定位和情感不应该是噩梦，而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作别旧物，寄予生活新的期待，而不是在迁徙的过程中就开始翻白眼。”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智新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坦言，频繁搬家是目前在大城市打拼的中国年轻人必须付出的生活成本和职业提升的成本，他说，“如果你想要未来获得更多机会和可能，就需要考虑到自己能否承受得了这些压力。”

频繁搬家是奋斗的成本？

2016年，国家卫计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8%，相当于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在“漂”。

尽管在统计中，北京的流动人口增速持续放缓，但张智新告诉中新网记者，从宏观上讲，大都市化是全世界的大趋势，优质资源和要素仍会继续向大城市集中，从职场前景来看，北上广深等城市仍具有更多的机会和创新优势。

因此，这些城市普遍存在人流过大、交通拥堵等问题，在此奋斗的年轻人一旦换了工作单位，势必要考虑诸多因素，搬到一个对他们说来生活相对便利的住所。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溪喧告诉中新网记者，大力建设卫星城、卫星镇，分散、分区建立不同的产业园区，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他表示，“如果在卫星城镇之间合理规划公共交通系统，再加上市镇内的公交车、共享单车，有可能减少年轻人频繁搬家的现象。”

但张智新和李溪喧都一致认为，有些问题并非是通过规划就能很快解决的。

例如，大城市的高房价带动房租上涨的现象，在张智新看来，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而中国恰恰处在这个周期上，他说，“北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的选择，包括房租、搬家的困扰是需要去主动承担的。”

“未来，城市规划者考虑的不应仅仅是北漂族的问题，其他城市居民同样有类似的困扰。”李溪喧表示，一座城市要有与其相匹配的生活便利性和亲和度，建设卫星城镇非一朝一夕，但可以先把已有的城市片区建设好，各种功能的建筑布点、各项城市设施的安排要均衡。

尽管北京的搬家市场广阔，但近年来不断涌现的互联网搬家平台还是对上述受访者吴伟的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表示，打他电话的人虽然多，但最后敲定的活儿没有几个，他也在考虑扩大业务范围，不然只能选择转行。

“我见过很多拎着大包回老家的人，也送走不少去邮局寄行李回家的人，北京是个奋斗的城市，能留下来实属不易，我还是希望能靠自己的能力，发展出一片天地。”吴伟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