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宁肯（小说家）

1973年，借着“评法批儒”，有点歪打正着，部分传统文化以“内部资料?仅供批判”的变态形式，又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传统京剧虽未恢复－－八个样板戏依统治着人们的日常娱乐生活，但与传统京剧一脉相承的武侠小说与民间的“尚武”精神已畅行无阻：舞枪弄棒，轧腿弯腰，耍把式摔跤，不要说在广阔的乡村，就是在北京的胡同也死灰复燃，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并不过分。

七十年代的北京，别看是首都，世界革命人民的心脏，某种意义是放大的乡村，与乡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建筑格局很像是把传统乡间的院子连起来，形成了胡同，街巷，夹道，甚至乡村的水井的痕迹还常见。林海音《城南旧事》北京南城胡同之井一如乡村之井。在许多旧文人看来，北京也是最具有“乡愁”的城市，郁达夫就曾说只要在北京住过两三年，就会对北京害起怀乡病来。不独中国人，英国作家家哈罗德?艾克敦三十年代曾在北大教过书，编译过《现代中国诗选》，离开后却还一直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总巴望有回来的一天，其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生活占了很大篇幅，仿佛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解放后虽然“天桥撂地摊”现象消失了，但“天桥”的文脉始终在北京的胡同中活跃着，虽然“文革”中彻底销声匿迹，但到了1973胡同里的“天桥”年再度复燃。胡同里许多蹬三轮的事实上都有着过去的老“天桥”的“影子”，拉洋车的虽然早已不在，但三轮车成为替代，只是不拉人改为拉货。三轮车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都是北京重要的运输工具，自然，也像老天桥一样，蹬三轮的多来自底层，卖力气，养家糊口，蹬起来因为负重，眼睛没什么内容，就是使劲。

也像老北京总有传奇一样，种种原因，蹬三轮这一行儿的人也偶或有世外高人。甚至一看他们的眼神儿就和别人不同，肌肉线条也不同，或者说这种人什么时候都不同。别看苦力负重，举手投足，都透着内心的东西。哪怕他一身酒气，喝了半斤八俩，你走近他都会感到一种从容的东西，与酒不同的东西，一种稳定的气场。唯一不同的是酒后他的眼睛越发亮，但也越发深不可测。的确，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的人，只要有本事，最终都会内化为一种内在的东西。

王殿卿，此刻，我在心里叫出他的名字仍感到一种四十年前的气场。他坐在围观的众人之中，他是核心，别看是蹬三轮的，这时却像个教主。他本不是我们前青厂的，是北柳巷的，我们两条街在琉璃厂划了一个十字，有一段距离，本来是互不来往的。王殿卿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身体挺拔。日晒雨淋的脸，手臂，胸，均铜色，手的肤色与脸完全没有区别，眉与眼黑得总像漫不经心。不穿背心，一条黑裤子差不多卷成裤衩的样子，盘腿一坐，稳如泰山，自成庙宇。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这位“泰山”，他的师父李三站在三四十年代的天桥摞跤界大名鼎鼎，解放后下落不明。时光到了七十年代王殿卿坐在众人之中，俨然就是当年的天桥，他的师父。

我不知道跤场创办人小徒子当年是怎样认识王殿卿的，怎样有一天在什么场合拜了师，有何种仪式，或者并无仪式，一切都不详。不过就像任何事都有必然性，比如可以反问：如果小徒子不是我们那一带顽主，一条七节鞭打遍几十条胡同，如果不是动辄小徒子就身怀砍刀去和人茬架，如果不是种种后“文革”盛行的流氓性，动不动就“震”哪儿，小徒子会认识天桥出身的王殿卿吗？天桥并不单纯，流氓性与民间性并不好区分，这点在小徒子身上也同样并存着。但吊诡的是自从小徒子认识了王殿卿并拜其为师，打架反而少了，特别是开了跤场，请来了师父，小徒子就好像归了正果，再没打过什么架。或者用不着打了，流氓顽主最怕两种东西，官府不必说，再有就是真正的江湖——跤场或武馆这类殿堂。后者与前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后者又是流氓性的克星。戏曲、武侠、尚武反映的是这样，现实有时更是这样，很多时候现实与文化已经互文，水乳交融，至少在七十年代北京没变。戏曲，武侠，武术，三位一体——时至今日也还没有一种文化对国人心理积淀影响更大，三者像三根梁柱，构建了民间的心理空间。诸子也好，唐诗宋词也好，程朱也好，明清小说也好，实际上是通过上面三位一体的形式投射到民间的，在漫长的时间中高端文化与低端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水乳交融的过程。高端与低端接近完美的结合与自恰，其是非功过不是本文所能谈论的，我要说的是即使后“文革”期间，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上述的“三位一体”在民间也并未被完全打破，传统戏曲虽然缺席，但与传统戏曲同脉同构的“武侠”小说仍在口口相传，支撑着更深层的东西，即传统的积淀。

小徒子

小徒子是我叔叔的儿子，比我大几岁，七一届的，没赶上插队，十六岁初中毕业分到石景山热电厂工作。七节鞭、三棱刮刀、大砍刀都是小徒子在厂里偷着加工的，喜欢冒充部队大院的，一身国防绿，军大衣，绿帽子。这些都不新鲜，是那时的流行色，但七节鞭非常新鲜，区别于一般的顽主。七节鞭是由短铁棍做的，每节都有眼儿，串在一起，舞将起来很像有功夫。七节鞭与三棱刮刀（俗称插子）不同在于，七节鞭是文化，插子不是，插子是纯粹的流氓工具。不知道我这个顽主的叔伯哥哥跟谁学的七节鞭，或者干脆是自学的？反正耍起鞭来别人总要怕上三分。那年几波插队的人都走了，留下年龄空档，小徒子先是在院里称王，然后打到街上，打遍附近的胡同，认识了很多人，分分合合，据说最远一次打到了海淀，那次据说纠集了上百人，最后没真正打起来，但小徒子的顽主地位大增，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

开跤场之前，小徒子就带领我们院里的孩子练武，轧腿，弯腰，打旋子翻跟头，走一些简单套路。套路也不算什么拳，就是七个招法，小徒子称为“七步拳”。七节鞭，大砍刀，七步拳，这些在访到王殿卿之前都不过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而我们院也就像书中所说的早期的花果山。等到小徒子访到了类似孙悟空的师傅菩提老祖的王殿卿（甚至说让王殿卿收了去），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学艺，我们也像书中描写的觉得神奇。在我们看来小徒子怀揣七节鞭大砍刀到海淀领头查架已不可思议，现在又有了神秘的高人做师父，说实话，我们已有点分不清是书中的事还是现实的事，特别当有一天小徒子说已学有所成，像美猴王一样归来，我们激动得手舞足蹈，差点把小徒子抬起来。作为文本的民间和作为民间的文本，有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已很难分清，也说明“三位一体”既是文化也是现实。某种意义我们的心理始终有着神话特征，而后文革”的核心已不是“文革”，而是“三位一体”，是“水浒”“三国”“西游记”，尽管每天还在读报、开会、阶级斗争……“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话语像另一种神话，都在空中，但两种神话并行不悖，人们照单全收，完全无碍……就是这时候小徒子要开一个跤场，要我们正式拜师。书上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觉得理所应当然应该拜，封资修阶级斗争是另一套话语，与我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