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早的以刷单为幌子诈骗网民，到后来网约车司机刷单骗补贴，直至现在频频发生的刷单交易诈骗第三方支付平台或电商平台

案情

每天刷5000单

每天获利15万

坐在北京二中院刑事审判庭被告席上的邓跃光一直觉得自己委屈：我是一直按照他们的规则干的，最多也就是个民事纠纷，怎么会告我犯了诈骗罪？

在10个月的时间里，他在某电商平台上“自买自卖”，然后利用获取奖励券虚假交易，再骗取货款，总价值达到800万余元。

“我的这些钱肯定是取之不义，这些事情都是我干的，扰乱了平台的正常秩序，但是我确实不知道我触犯了刑法。我用的都是钻石账户给商品好评，这相当于给平台做广告。”邓跃光说。

邓跃光的行为，在日渐大手笔的刷单犯罪中颇有代表性。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得上是至今仍然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的“互联网+”时代中一个迈不过去的坎：为了获取客户，乃至增加客户的黏稠度，无论商户还是为商户提供空间的电商平台，都要砸进大量资金推广，其中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直接让顾客们感受到实惠——也就是返利。这也正是邓跃光和他的“同行”们的获利、以致在商海大潮中生存所需的漏洞。

公诉机关指控说，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间，邓跃光在某电商平台上开设网上店铺，通过自买自卖、给予好评,获取奖励券并使用奖励券再次进行虚假交易的方式，骗取电商平台返还商家的货款共计800余万元。

所有电商平台都有明确的规则：不允许商家自买自卖自行刷单，但是邓跃光还是发现了其中的漏洞。

庭审中，他提到最早提示他“刷单”漏洞的，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她在我的网店里买大量的公交卡套，在我的网店里把每种花色都点了一遍，但是她在后台告诉我，只要给发一种花色就成。她解释说，选择多种商品，然后再给好评，就能从获得平台返还来的奖励券，她可以用奖励券去买东西。”

“用奖励券买东西！”一语点醒了梦中人。邓跃光说，当时他的生意不好，看到这句话后突然反应过来，按照这样的规则，只要用最高级的买家账户刷单，返还的奖励券足以在支付了平台服务费之后还有剩余。

于是，他在淘宝上买了好几千个钻石级账户，分给手下的员工，从他自己的商铺里购买商品，假买家们通过假交易获得的奖励券，再另外通过别的交易换取现金。按他的说法每刷一单，大约可以从电商平台获利32元左右，多的时候他每天刷单5000单，每天获利大约15万元。

经过审理，邓跃光被北京二中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观察

刷单诈骗随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

邓跃光的做法，在日渐疯狂的“互联网+”生态中，其实有不少后来人。

与他的做法基本“前后脚”，2015年8月,陆某开始在朋友王某经营的水果店大量刷单，凭空获利。

在这些虚假交易当中，他通过指定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向王某的水果店支付200元,付款后不仅所付款项能够退回,而且水果店还会额外退付70元。店主王某说，他的水果店接入了移动支付,并参与了第三方支付平台发起的返利活动,顾客在买水果时通过手机付款,支付平台向顾客提供返利。

原本是平台要增加使用客户的人数，水果店也可实现销量,消费者也直接受益。但是却被人钻了空子：王某发动店内员工、朋友、老乡,通过微信朋友圈,让朋友在指定时间段刷二维码,将200元钱支付到自己店里账号上,骗取返利后将再归还“客户”的钱。这种极隐蔽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大量使用，2000多次虚假交易就骗取了第三方支付平台26万多元。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里，网约车平台也开始明显为刷单所苦。本来是要在真实约车行为的前提下补贴给乘客和司机的巨额资金，被刷单软件轻易套取。

去年2月，海淀区检察院在全国范围内最早起诉了利用“滴滴打车”软件进行刷单套现的被告人常某，此人在2015年短短几个月，通过刷单软件，虚构打车交易，将从网约车平台领取的优惠券向其控制下的司机账户支付，最后提现完成套现，在短短几个月内，通过刷单非法获利1万余元。

这段时间里，滴滴公司的后台监控数据发现，有很多订单通过优惠券支付，司机接单频率很高，而且每单金额都恰好和优惠券相等或略高，乘客下单使用的手机号IP地址相同，手机IMEI串号相同，通过观察订单司机的行驶轨迹，下车地点均为虚拟。滴滴公司于是报了警。去年五月，常某被海淀法院判刑6个月。

趋势

从刷单骗劳务费到刷单骗网店等级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和网安总队了解到，涉及到“刷单”问题的犯罪，最初一般局限于简单的刷单诈骗，但是随着互联网经济日益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刷单”本身也有了质的变化。

据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十支队反电信诈骗专业民警介绍，最早的刷单一般是假称为网店刷单赚取劳务费，诱使网民以自身资金购买某种并不存在的货品，前几笔小额交易，会在网民支付后立即退款，并给予一定所谓的“劳务费”，在后期受害者支付了大额款项后，骗子突然卷款消失。

这一类骗局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诱惑性，是因为“刷单”本身的确真实存在，而且对相当多的网店店主们来说，也是个迫切需求。正是这个“需求”，让上钩的网民们觉得“它具备相当大的合理性”。

在淘宝经营网店多年的店主高先生告诉记者，网店评级是按照交易单数，交易单数越多，评级越高。“网购的顾客选择店铺，一定会找评级高的，经营时间长的，否则会对交易过程不放心，对产品质量有担忧。”他说，实际上对于经营时间很长的店主而言，并没有通过刷单去提升评级的需求，顾客只要看这个店开设了很久，商品一直在售，而且也有正常评价就足够了。但是对于新开的店铺，“刷单”是个很难抗拒的诱惑。

邓跃光在庭审中，也对电商平台大张挞伐了一番。“我们的上级叫‘店小二’，经常给我们排名，只有排名靠前才能享受资源，在平台搞活动的时候，把店铺往前排。要是店里东西卖不出去，‘小二’什么资源都不给我们。可是新品上市，要是没有评价，就一直没人买，我们只能自买自卖，先弄几个评价，才能吸引真实客户购买。可自买自卖一旦被发现，就得被罚款。不刷单，有排名系统逼着，刷单，就可能会被罚款，我们也两难啊！”

解读

定罪关键词：“虚假交易”

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于德华律师认为，邓跃光诈骗案属于典型的诉辩分歧案件，一般来说庭审交锋会较为激烈。

站在辩方立场上，他和其他刷单的人一样，都是利用既有规则的漏洞实施了他们的行为。“规则是提前定好的，他通过不合法的手段，绕过了系统的限制，但是也在规则范围内，获取的利益。若是要站在辩护人的角度上，这样的行为似乎也可以归类为民事关系中的‘不当得利’。”

而邓跃光在庭上，则屡次强调“给了商品好评才能获得奖励券，这种最高级别用户发出的好评，在现实世界中相当于名人给某一款商品做的广告，对平台而言，也是提升它的信誉度。”

但同时于德华律师也指出，在很多涉及到“不当得利”概念的诉讼中，被诉“不当得利”的一方并没有实施过直接、主动、追求不当得利的行为。

“比如你汇款，错汇到他人账户上，对方又不肯返还，你现在来追讨，这样是要诉对方不当得利。但是，对方并没有主动诱使你错汇到他的账上。”他强调，在此类案件当中，被告人的“虚假交易”的行为，是最后被法院定罪的硬伤。

于德华律师说，这种诈骗行为，虚构了或者隐瞒了事实，让对方产生误解，并且利用这种误解，非法获得对方财产。商家和某些个人明知刷空单不符合预先设定的规则，但是能通过某些手段绕过限制，制造交易假象，这还是在使用欺骗的方法占有他人财产。“刷单骗优惠，钻的是电商平台，网约车平台的制度空子，行骗者固然有他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些平台来说，在技术上和制度设计上，也确实有提升的空间。”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