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躲不开个人经历

一个周一的上午，在北京大学旁的咖啡厅，曹文轩向本报记者谈起获奖那一刻：“我没有感到特别兴奋，可能跟我的性格有一点关系，我这个人常常会在特别重要的时刻变得异常冷静，我可能有一种心理关闭机制，会在那一刻将某个重要事情像门一样关掉了，一瞬间完成了一次角色转换，变成了一个局外人。”

曹文轩相当认可写作是个人经验的观点，而且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早期长篇作品更有可能是个人经历的展现。曹文轩小说中一些人物都躲不开自己童年的影子，尤其是《草房子》中的桑桑。《草房子》写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生活，是曹文轩对一段过去生活的回忆。曹文轩在《草房子》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中国，那段生活也许是平静的，尤其是在农村。但那段生活却依然是难以忘却的，它成了我写作的丰富资源。”

在这一次的采访中，曹文轩再次提到了这种独特的中国故事。“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欧洲，或者说西方世界，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事情。可是在这几十年间，中国风起云涌，一次又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重大的历史变迁，我们看到了无数的故事，再好的想象力都不一定能够想象出来。”曹文轩说，“这可能对于那十位评委来说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这是他们闻所未闻、耳目一新的，超出他们的经验范围的故事。”

爱恨情仇是普世情感

独特的故事背后是共通的人性。“我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故事，丝毫不妨碍今天的孩子们理解，因为我写的是喜怒哀乐，写的是悲欢离合，写的是所有人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发生的环境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在曹文轩看来，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注意力不应该放在世界的变化，而应该放在不变的部分，因为只有不变的东西才可能穿透时空。

曹文轩告诉记者，最近他在重读近代的文学经典。这些天，又看了一遍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里面别致的比喻，情节巧妙的安排，节奏的掌握，可以做许多文章。现在再看依旧是那么迷恋。”曹文轩说，这部小说佐证了他对于文学的看法，“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丝毫不难理解百年前发生在法国的故事，因为它写的是我们共同的爱恨情仇。”

我这一代作家很幸运

十年前的《青铜葵花》是曹文轩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中国出版集团还以此为名创立了“青铜葵花儿童文学奖”来扶持青年创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曹文轩把苦难写到最深的同时把美好写到极致，这不仅仅因为曹文轩反对廉价的愉悦，主张文学要有一种忧郁的情调，更因为他坚持“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悲悯情怀是文学存在的理由”。

在采访过程中，曹文轩几次说到他们这一代作家还是很幸运的。他说，在度过了一段思想高度禁锢、文学的话语权被严重挤压的历史时期之后，通过上上下下的努力，相对于过去而言，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写作环境。“试想，如果，没有如此程度的自由，《檀香刑》、《蛙》、《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白鹿原》这样一些深度介入人性、深刻针砭时弊的作品的出版是可以想象的吗？”他说，“这个环境来之不易，我们既要有写作的智慧，还要学会智慧地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