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从汉文帝开始就实行察举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考察项目就是孝廉，也即举孝廉。也就是说，当时的人，要想当官，就要做到孝顺和廉洁。

领导者要提升明辨忠奸的能力，就要学会从根本上观察人的德行，抓住用人的原则并掌握一些具体观察人的方法。古人的用人原则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任贤远佞”。那么，怎样观察和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贤德之人呢？古人认为，贤德的标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孝廉之人

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自古以来，中国就把举孝廉作为人才选拔的根本标准。《孝经》中说，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亲而爱其他人，是与德行的本质相背离的。不孝父母的人，没有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往往就会见利忘义、忘恩负义。此外，因为孝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言行举动都会小心谨慎，念念不忘父母的教诲，自然不会做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辱没父母名声之事。

廉，首先意味着不贪。《大学》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又从戒贪开始，即人在财色名利等各种诱惑面前，都能把持自己，做到如如不动。古人任用官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是否有贪心，其实也就是看他是否足够理智，否则就会情令智迷、利令智昏。

贤圣之人

古代圣王没有不尊师重道的。一个人不尊君子、贤圣为师，便无从了解大道，以致所作所为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以及世俗的观念，往往会走向歧路。因此，能够以言传身教教化百姓的老师，尤其是圣贤君子，应该受到国家最高的重视。

《群书治要·尸子》中对此做了一个形象比喻：如果房屋失火，有人帮助把火扑灭，失火的人一定会对他感恩戴德；而有经验的老者提醒他，把墙的缝隙涂好，把烟囱做得弯曲些，使他终身没有失火的忧患，但他却不知道感恩戴德；同样道理，如果一个人被抓进牢狱，有人进入牢狱把他救了出来，使他免于牢狱之灾，他家三族之人都会对这个人感恩戴德；而那些教导人仁义慈悌道理的人，让人奉行仁义而终身没有牢狱之灾，但是人们却不知道对教导之人感恩戴德。可见，能够言传身教教化大众的仁者，可以使人根本不去作奸犯科，对于形成良善的社会风气至关重要、不可替代。因此，这些人受到尊敬，就可以将很多社会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在传统社会备受礼敬的重要原因。

直谏之人

《吕氏春秋》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贤明的君主最重视的无过于士人。他们之所以重视士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犯颜直谏。如果士人说的话非常直接，那么君主就能够看到自己邪曲不正的地方。对于君主而言，最忌讳的就是他想知道自己的过失，但是却又厌恶直言。这就如同阻塞了水源，却想要得到水一样荒谬。如果君主想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就要任用敢于犯颜直谏的人。

《周易》中说：“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君主犯有过失是危亡的征兆。臣子见到君主有过失而不劝谏，就是轻视君主陷于危亡的境地。轻视君主陷于危亡，是忠臣所不忍心做的。可见，如果领导者周围有冒着大不韪、大不敬的后果而犯颜直谏的人，这个人是对领导非常忠心的人。正如《群书治要·政要论》说，“贤人君子不忍观上之危，而不爱身之殆”。贤人君子不忍心看到君主处于危殆的境地，所以他不顾自己的危难。“故蒙危辱之灾，逆人主之鳞，及罪而弗避者，忠也、义也。”因此他冒着蒙受危难、受辱的灾祸，揭开人主的“龙鳞”，即使有罪也不愿逃避，完全是出于一片忠义之心。一代明君唐太宗之所以能够任用犯颜直谏的魏徵，就是因为他明白能够犯颜直谏的人才是真正的忠义之士。

荐贤之人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记载，子贡向孔子请教：现在的臣子，谁能被称为贤德之人呢？孔子说：齐国的鲍叔牙和郑国的子皮可以被称为贤者。子贡听后感到奇怪，于是又问：难道齐国没有管仲、郑国没有子产吗？因为管仲协助齐桓公治理齐国，子产做郑国的宰相，他们把齐国和郑国都治理得井井有条，都是很有才能的人。孔子回答说：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听说是出力的人贤德，还是进贤的人贤德呢？子贡回答说：当然是进荐贤德之士的人，才能被称为贤明。孔子说：是啊。我听说鲍叔牙能够让管仲显达，子皮能够让子产显达，而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能够推荐比自己还贤德的人。可见，在孔子看来，评价一个人是否贤德，要观察他是否能够推荐贤人。因为，这既需要他有识人之智，也需要有不嫉贤妒能之德，只有毫无私心的人才不担心德才兼备的人位置超过自己而愿意举荐贤人。

《说苑》记载，有一卖酒之人，把酒器洗得非常干净，把酒旗悬挂得也很高，但是他的酒都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他就问邻居是什么原因。邻居说：因为你们家有一条猛狗。当有人携带酒器想过来买酒时，这条猛狗就迎上去乱咬。这就是你的酒卖不出去的原因。国家也同样有猛狗，即国家中有权势又嫉贤妒能之人。当有道德学问的人想去辅佐国君时，这些有权势的人就迎上去对他们诽谤、中伤。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猛狗。

可见，贤能之人之所以不被任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君身边所任用的都是嫉贤妒能之人。他们就像猛狗一样，看到贤德的人便唯恐他们来到国君的身边而取代自己的位置，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不惜造谣生事。

正是因为古人认识到任贤使能对国家安危、成败至关重要，所以在制度上规定进贤者必有赏，进不肖者必有罪，而不敢推荐人才的人，被称为无能之人。这一制度的推行有助于避免臣子嫉贤妒能，并让他们愿意举荐德才兼备之人。

隐恶扬善之人

《群书治要·体论》上说：“君子掩人之过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君子掩饰别人的过恶来长养自己的厚道善良；小人毁谤别人的善行善举而以为有功。所以古人通过观察人的言语，就可以辨别其贤德与否。《格言别录》中说：“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毁谤者多。”所以观察一个人经常毁谤别人、挑剔别人，还是经常赞叹别人、称扬别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德行的厚薄了。古人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有德之人念念希望整个集体团结一致，所以不会到领导面前搬弄是非。当然，如果存心是希望帮助同事改正错误，则另当别论。对此，领导者也需要“兼听则明”。

以上是领导者观人、任人的一般原则。当然，实践中具体情况往往纷繁复杂，需要领导者在掌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综合研判、灵活运用。最关键的在于领导者心地清净，以身观身。而且从根本上说，领导者修身有成，自然能够感召志同道合的下属，这就是《周易》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

（原标题：“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任贤远佞：古人如何识人用贤）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刘余莉【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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