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笔记中，摘录了几句荡气回肠的绝笔诗，一是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二是明朝硬汉谏臣杨椒山的“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写下这些诗句时，文天祥48岁，杨椒山40岁，他们年轻的生命成为青史上的一抹亮色。文天祥乃杨椒山自幼崇拜的人生偶像，正是在文天祥浩然之气的影响下，杨椒山成了一个刚正不阿的铁骨谏臣。

当我在西城区达智桥胡同游走时，看到正在修缮中的杨椒山祠（松筠庵）。这里曾是人们祭祀和怀念杨椒山的地方，镶嵌在墙体上的标识碑显示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杨椒山祠

达智桥胡同

文保碑

直言敢谏心忧苍生

从宣武门外大街往西进入达智桥胡同，不远处便是杨椒山祠，门牌号是达智桥胡同9号。那里曾是杨椒山的私宅，他给自己的宅院取名“松筠庵”，意思是像松竹一样坚贞不屈。

杨椒山，姓杨，名继盛，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今河北省容城县北河照村）人，明朝嘉靖年间进士，以直言敢谏名世。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35岁的杨椒山调到京师，担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当时，蒙古骑兵经常袭扰明朝北部边境，奸臣严嵩的同党、大将军仇鸾建议开马市以求和。杨椒山写成《请罢马市疏》，历陈仇鸾此举的“十不可五谬”。结果，不仅没有被嘉靖皇帝采纳，反而受到贬官处分，被罚至远离京师的陕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为典史。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即使身处逆境，依然心忧苍生，竭尽全力造福一方百姓。

当时的狄道为多民族混居地区，经济文化落后。杨椒山到任后，一改往昔谪官静坐不理县事的惯例，决定从教育入手，改变狄道的落后面貌。他拿出自己的俸禄，并卖掉自己的马和妻子的首饰，创办了一座东山书院，解决了府县生员的学习场所。又在圆通寺设馆，招收童生读书者百余人，聘请教读二人指导学习。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取得初步成效，“各生俱知揖让、敬长上，出入循礼，其资质可进者三十余人。其各父兄亦因而知道礼，弃番教，举忻忻然。”与此同时，他多方筹措款项，购置学田两千亩，解决了府县生员的生活问题。杨椒山呕心沥血的工作，使狄道的教育局面明显改观。

当时，“结褐”（织布）是边民的主要谋生手段之一。由于官吏低买高卖，巧取豪夺，致使织褐人家越织越穷，生活无法保障，“故有号泣于道者，有求死于河者”。为此，杨椒山明令禁止公差人员购褐，由上司定价后交给县府办理。整肃褐市，使百姓的织褐收入大大增加。此外，他还组织开采煤山，解决边民生火做饭及取暖的燃料问题；组织疏通淤塞水渠，解决菜园灌溉问题；组织核查户籍，厘清征收粮草的基础性数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让妻子无偿传授纺织技术，提高了百姓的生存技能。在狄道，杨椒山深受百姓拥戴，当地人尊其为“杨父”。他和妻子离开狄道时，“送于百里之外者千余人”。

明代文学家及史学家王世贞有感于杨椒山的为政之道，慨叹曰：“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皆忧其民者，方可为官。”

铁骨铮铮一硬汉

后来，杨椒山被再度起用，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因为一心报效国家，杨椒山并未在意以往的挫折。当时，严嵩专权，祸乱朝政，以致官场人人自危，百姓水深火热，边防懈怠，国力衰弱。杨椒山痛心疾首，忍无可忍，决定冒死弹劾严嵩。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写成《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但嘉靖皇帝听信谗言，不但没有惩治严嵩，反而将杨椒山打入刑部死牢。

杨椒山不仅直言敢谏，而且是一个铁骨硬汉。狱中三年，他受尽非人的折磨，却不屈不挠。据《明史》记载，受刑前，一位同僚担心他挺不住，特意送来一副蛇胆用于止痛。杨椒山拒绝了他的好意，慨然说：“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尽管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一声不吭地挺过了一百廷杖。

狱中恶劣的环境使他的伤口化脓，皮肉腐烂。一天夜里，杨椒山向巡查的狱卒借了一盏灯。只见杨椒山摔碎一个瓷碗，然后捡起瓷片，一片一片地切割自己大腿上的腐肉。他面色冷峻，仿佛已经没有了痛感。陶瓷片与骨头摩擦的声音清晰地在牢房里回荡，令人不寒而栗。关云长刮骨疗毒，而杨椒山刮骨疗伤，所谓刚强、无畏、铁骨铮铮，无非如此。

最终，杨椒山没能逃脱严嵩的魔掌。行刑前，好友王世贞与他见最后一面。王世贞泪如雨下，而杨椒山泰然自若地劝慰道：“死得其所，有何惧哉！”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也许他想到了年幼时私塾先生的教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官，杨椒山直言敢谏；做人，杨椒山顶天立地。杨椒山慷慨悲歌：“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然后从容就义，年仅40岁。12年后，即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即位，杨椒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他被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

杨椒山遇害后，许多与他有关的人和事都受到了牵连。相传，在弹劾严嵩的过程中，杨椒山曾到一家烤鸭店就餐，见菜肴色香味俱佳，价格公道，便感叹说：“此店真是方便宜人！”随后，他应店家之邀，为这家饭店题字：便宜坊。他的题字被制成匾额，成了这家饭店的招牌。杨椒山被害不久，严嵩便派人找到店家，试图毁掉牌匾。幸亏店家机智周旋，此匾才被保存下来。

松筠庵数易其主

达智桥胡同坐南朝北的松筠庵也在杨椒山遇害后数易其主。因为杨椒山被尊称为“城隍爷”，松筠庵一度成为祭祀杨椒山的城隍庙。在我国神话传说中，“神职”往往由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担任，譬如，文财神比干与范蠡，武财神赵公明与关公。财神爷负责保佑财运亨通，而城隍爷则是一座城的守护神。由此可见，杨椒山在京城百姓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一般城隍庙只供奉城隍爷，而松筠庵这座城隍庙除了供奉城隍爷，还供奉城隍奶奶。这是怎么回事呢？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杨椒山被判秋后处决后，他的妻子张氏上疏嘉靖皇帝：“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这位弱女子不懂治国方略，也不懂朝廷的恩怨纠葛，但她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杨椒山是为国为民而获罪，所以情愿替丈夫去死。当杨椒山最终被害，并暴尸于市后，张氏悲痛不已，自缢殉夫。京城百姓感念其节烈，亦尊为神，与杨椒山一同供奉。

清朝初年，城隍庙又改回原称——松筠庵。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刑部官员得知松筠庵为杨椒山故居后，将其堂屋辟为祠堂，取名“景贤堂”，用作供奉祭祀。景贤堂门额悬挂着“杨椒山先生故居”牌匾，室内有杨椒山塑像，神像两厢有楹联：“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青白永千年”。可见，当时对杨椒山的评价很高。后殿匾额镌刻的是“正气锄奸”，那正是杨椒山一生壮举的真实写照。他起草疏稿的书房，被称为“谏草堂”。他弹劾严嵩的奏疏经海盐布衣镌石名手张受之刻石后，镶嵌在谏草堂墙壁上。因为张受之对杨椒山仰慕已久，镌刻杨椒山真迹时，可谓殚精竭虑，倾尽心血。谏草刚刚刻完，他便猝亡于谏草堂。清道光年间，杨椒山祠西南角曾建有一亭——谏草亭。杨椒山亲手栽种的一株榆树，就在亭子旁边。据说，当年杨椒山栽种那株榆树，寓意矢志不渝。

晚清时期，杨椒山祠的管理主要由河北乡绅负责，祭祀活动以外，还承担着一定的联络乡党的功能，成为直隶在京人士的公共活动场所。与此同时，士大夫经常在此集会，谈古说今，议论时政。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起群情激愤。广东举人康有为起草了一份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历陈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并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他与梁启超召集各省来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子开会，并在请愿书上签字，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虽然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史学界认为，公车上书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举子们集会的地方就是松筠庵，即杨椒山祠。

1949年以后，河北会馆财产委员会在杨椒山祠办公，并负责管理。后来，杨椒山祠渐渐成为民居。用达智桥胡同一位老人的话说，小庙变成了大杂院。2016年，腾退修缮工程启动。按照规划，修缮完工后，杨椒山祠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对外开放。

（文中图片均为岳强摄影）

（原标题：松筠庵的前世今生）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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