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建始末

在中国近代史上，朱启钤（1872-1964）先生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祖籍贵州，出生于河南信阳，自幼家境贫寒，所幸得到姨夫瞿鸿禨的提携，走上仕途，先后在四川、北京、东北主持多项建筑工程事务，还担任过北京城内警察总监和东三省蒙务局督办两个要职。

民国元年（1912年），北洋政府成立，朱启钤任交通部总长，次年一度代理国务总理，随后出任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开始对北京城展开一系列的改造工程，对现代北京城市格局影响深远。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工程，那就是将紫禁城西南侧的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并在其中引水叠山、构筑亭榭、培育花卉，向社会开放。

按照《清室优待条件》，那时的紫禁城后宫依然归逊帝溥仪的小朝廷居住，前朝设立古物陈列所，中南海成为北洋政府驻地，昔日的皇城禁地车水马龙、人员密集，急需为市民提供一个游乐休憩的公共空间。经过细致研究，朱启钤认为社稷坛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加之其中有许多植被，空地较为充足，基础条件很好，便决定在此设立中央公园。

社稷坛本是明清两代朝廷祀奉“太社之神”和“太稷之神”的祭坛，位于端门之西，与太庙相对，形成“左祖右社”的格局。整组建筑群以内外两圈坛墙环绕，北面的内坛墙设有三间正门，南、东、西三面各设一间大门，中央筑坛，坛上覆五色土，此外还有戟门、拜殿、宰牲亭、神厨、神库等建筑。作为皇家坛庙，社稷坛地位崇高，但清朝覆灭后即失去了原有的祭祀功能，到1914年那会儿已经非常荒芜，遍地杂草，还有人在里面种植苜蓿、饲养家畜，环境脏乱，亟待整治。

中央公园兴造之始，由段祺瑞领衔的六十位社会名流发起募捐，半年即筹款四万多元，用于开辟园门、修筑道路，并利用拆除天安门前千步廊的废旧木料对坛内建筑进行维修。

1914年10月10日，中央公园正式开放，吸引了大批游客。公园以董事会为最高管理机构，由朱启钤任会长，亲自操持规划，每年都在园中增葺山水、亭榭、花木，仅1915年一年就完成了唐花坞、大木桥、松柏交翠亭、投壶亭、碧纱舫、来今雨轩、春明馆、绘影楼、扇面亭、国华台、大鸟笼、格言亭等多座建筑的建设，基本奠定了公园的整体格局。

1915年，袁世凯妄图称帝，朱启钤积极拥戴，并出任登基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次年，袁世凯在讨伐浪潮中忧病而死，朱启钤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遭免职通缉，但仍继续主持中央公园的各项事务。1925年孙中山先生于北京逝世后，曾在中央公园的拜殿停灵，为了表示纪念，1928年此园更名为“中山公园”。

1929年，朱启钤创建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的办公场所设于紫禁城端门外的西朝房，属中山公园的管理范围。营造学社的多位成员同时兼任中山公园的董事，时常在园内举办展览、雅集，对园景建设亦有参与，进一步提高了中山公园的艺术品位。

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中山公园先更名为北平公园，后又恢复中央公园的旧名，但未遭任何破坏，相反继续得到建设。当时，公园的董事会中有数位董事已沦为汉奸，但以朱启钤为首的大多数董事坚守气节，不与日伪合作。

1939年，中央公园的总面积已达三百六十二亩，山石嵯峨、荷池清雅、亭榭轩敞、花木繁盛，而且基础设施完备，游乐项目丰富多彩。当年，董事会编印了一本《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详细记述了此园的发展历程、风景概况和管理制度。书中没有任何献媚日寇的言辞，而且字里行间依稀可见“借题发挥”宣扬民族精神之处。朱启钤在开篇序言中强调：“斯园也，乃古之国社。……是斯园为我先民奕世精神所寄托，亦已伟矣、重矣，固非以园林视之，徒侈耳目之游观己也。”其言铿锵，将此园比作中华文化精神的象征，既伟且重，虽山河沦陷，园亭失色，但这种精神并未磨灭。

景物灿然

中山公园创建后，首先对社稷坛内的古建筑进行保护与维修，对坛墙内的古树进行维护。但原来的社稷坛只是一处空旷的坛庙，景观建筑很少，植物品种单调，也无假山流水，缺乏公园的服务设施。管理者在保留原有文物的基础上不断添建改进，如此才形成了真正的园林景象，被誉为“旧苑新公园，城市胜林壑”。

整座公园以内坛墙为界，形成了内、外两重园林空间，格局近似于“回”字形。内坛墙之内是社稷坛的核心部分，其中的历史建筑除必要的修缮外，极少更动，体现了对文物古迹的尊重；内坛墙四面辟门，其正门为坛北门，与戟门、拜殿、社稷坛构成一条完整的轴线，格局严谨规整。内坛墙之外则兴作较多，点缀假山、水池和亭榭，增加游赏的趣味。公园外墙南端开设了新的大门，向西作了拓展，还将端门外的西朝房划入园区，使公园的面积扩大。轴线两侧的空地新设方形、圆形以及其他形状的花坛、草坪，成为古老祭坛、神殿的新式衬景。

中山公园的很多园林建筑、山石小品是从别处移来的特殊文物，为此园增色不少。当时圆明园历经多次破坏，彻底沦为废墟，残存的山石、砖瓦和建筑构件不断遭到军阀、盗贼的偷窃抢掠，公园董事会于1915年致信溥仪内务府，要求将圆明园的部分遗物运到公园妥善保存，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兰亭八柱、露水神台以及青莲朵、青云片、搴芝石、绘月石四块奇石。

兰亭八柱原为一座石构八角碑亭，其八根石柱上分别镌刻《兰亭序》的八件相关法帖，亭中石碑的正反两面刻有明代所绘《兰亭修禊图》以及乾隆帝的御笔题诗。这八根柱和石碑都被移到公园西南角，专门建造了一座重檐八角亭加以覆盖。露水神台是一块圆形石座，雕刻精美，曾作为灯台使用。青莲朵原为南宋临安德寿宫遗址上的一块太湖石，乾隆帝南巡时一见即爱，后由地方大吏进贡藏于圆明园的茜园，石上刻有乾隆帝的亲笔题名；另外三块奇石也刻有御笔题款，十分珍贵。其他一些重要的迁建项目包括1915年移典礼院的习礼亭于坛南门南侧；1918年于南门外立的一对石狮子为河北大名县古庙的文物；1919年将纪念死于庚子之变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的“公理战胜坊”迁于南大门内（1952年改称“保卫和平坊”）。来今雨轩中保存的投壶也是某董事所赠的珍贵古物。

迁建和新建的园林建筑大多为中国传统式样，以亭子的数量最多，共有十三座。另有一些水榭、花房、过厅和游廊，总的来说数量不多，显得很有节制。新建的建筑大多有匾额题名，雅致贴切，而且多由当时的著名文人书写。

园中假山主要集中在来今雨轩、习礼亭、水榭等处，其中来今雨轩附近的假山由一位姓刘的广东老匠师堆叠而成，玲珑剔透，最为人所称道。公园管理方将织女桥一带的御河之水引入园内，至1939年，园中共有水面五十八亩，流水在西南部汇为一池，池中种植荷花，十分清幽。

园中植物除旧有的上千株古柏、古槐、榆树、杏树，主要增种了松树、柏树、槐树、柳树以及部分果木，重点培育了大量花卉，包括牡丹、芍药、昙花、丁香、荷花、梅花、桃花、海棠、玫瑰、黄刺梅、榆叶梅、山兰芝、凌霄花、文官花、太平花、绿萼杏、樱花等，其中牡丹和芍药的数量最多，成为中山公园一绝。除花木外，园中还豢养过鹿、熊、金鱼以及孔雀、鹦鹉、皂雕、仙鹤、锦鸡等动物，生机盎然。

为民游乐

中山公园自开放之初，即致力于为市民提供丰富而又健康的游乐项目。其主要游园形式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传统游乐内容，如赏景、宴集、品茗、下棋、钓鱼、听乐等，是当时文人重要的聚会场所，留下了很多诗词佳句，如张朝墉诗：“垂杨过雨绿阴多，水鸟含烟蘸碧波。恰似湖桥三五里，定香亭上看风荷。”董大年诗：“楼观云开夕照迟，马龙车水各争驰。夜阑游女纷纷去，正是宫门月堕时。”瞿宣颖诗：“玲珑一朵芙蓉石，埋没千年德寿宫。青芝岫又青云片，何止移山夺化工。”旧京文士还时常在园中水榭举办模仿兰亭修禊的雅集，董迁有诗称：“修禊名园上巳时，五云楼阁望参差。”

但中山公园不是一座纯粹的古典园林，其筹划者力求为市民建设一座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公园、一座“首善之园林”，其功能远比传统园林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兼具现代游乐场的特色。按照《公园游览规则》，公园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六时至晚上十时，夏天延长到十二时。根据有效期和项目的不同，游览券共有八种，定价不一，普通门券需大洋五分，军人减半。

园中的现代设施有很多，例如先后于董事会南和园西南角设台球房，辟春明馆为照相馆。为了给游人提供锻炼身体的场所，园中设有行健会和儿童游戏场、网球场、高尔夫球场、滑冰场等。园中拜殿，一度作为电影院，1928年改为中山堂。1942年，社稷坛东侧新建了一座露天音乐堂。上述游乐项目开旧京园林风气之先，受到市民的极大欢迎。

与新的时代、新的需求相呼应，园中的部分建筑和景观设施进一步借鉴了欧美园林的手法，体现了兼收并蓄的近代作风。如上林春为西式铺面房，俄国侨民瑞金曾捐建喷水池和石雕水塔，园中设铅铁罩棚和玻璃花房数座，所建铁栅栏也为欧式，格言亭采用西式石构圆亭造型，西坛门外还建有东洋式亭子等。园中除了传统的石子和墁砖道路外，也用沥青、洋灰和缸砖等新材料铺路。

为了服务游客，也为了筹措部分经费，园中设置了一些商业场所，如餐厅、糖果店、西式咖啡馆等，均与园景很好地融为一体。更值得称道的是，中山公园不但是游玩的场所，还不忘寓教于乐——董事会在原神库中设卫生陈列所，展示各种标本、模型、解剖图表，向市民普及卫生常识，还在戟门中设图书阅览所，供市民免费阅读。

除了举办文物和花卉展览，每逢元旦、春节、国庆，中山公园会举办一些游园会；这里也是政治、学术的演讲场所，还多次举办集会为灾区募集善款，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虽然中山公园归北京（北平）市公署管理，但其策划建设、经营管理以及经费筹措都由民间承担，具体负责者是公园的董事会。董事会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另设评议部和事务部执行具体的工作。市民只需捐款五十元即可成为董事，各机关团体捐款五百元以上也可指定一人担任董事，参与公园的日常建设和管理决策。每年三月董事会召开全体大会，日常事务则由常务董事会开会协商，所有董事都是义务工作，并无薪酬。公园的经费大部分来源于捐款，少部分由经营性的商业项目补充，财务管理相当严格，年收入为四五万元，收支大体保持平衡。

余荫葱郁

抗战胜利后，中央公园更名为中山公园。1946年4月21日，北平各界人士在露天音乐堂举办“国大代表选举问题讲演会”，反对政府与支持政府的双方在现场爆发激烈冲突，酿成“音乐堂流血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公园一直是北京最重要的公园之一，经过多次修葺，并对音乐堂作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其庞大的体量打破了内坛墙内的对称格局和肃穆气氛，也与原有的建筑风格和园林景象不太协调。

如今，中山公园建园已经超过一百年，亭台楼榭、假山水池风采依旧，花木繁盛更胜往昔，深受北京市民的喜爱，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民国初年以来，全国各地陆续改建和新建了许多古典风格的市民公园，至今仍是我国公园的一大重要类型。作为北京最早的一座大型公园，中山公园具有首创的意义。这座由古代坛庙改建而成的历史名园如同涅槃而生的凤凰，一方面在保护古迹的基础上继承古典造园的优秀传统，一方面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现代气息，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原标题：中山公园：巍巍坛庙辟新园）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贾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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