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小居住在西廊下胡同37号院，门的两侧有一对石礅。37号院子分里院、外院。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一进门是个影壁，大大的“福”字使来客一进门就感到吉祥喜庆气氛。里院除了正三间北房外，还有两间耳房，东西三间厢房。外院有一棵桑树，小时候我曾有过用桑叶养蚕，目睹其作茧自缚的全过程经历。每年紫红的桑葚儿熟透时，成为小孩子朝思暮想的“盼儿”。里院正中摆着一个大鱼缸，旁边夜来香、茉莉花、鸡冠花、喇叭花，花团锦簇,南边沿墙根种着一排向日葵。每天我们几个小孩子在院落里嬉戏，那时候玩的东西可多了，不像现在的孩子，只跟电脑“叫劲”。夏天粘蜻蜓，秋天逮蛐蛐，晚上玩捉迷藏，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小院各个角落都洋溢着欢笑，谁家要是做了炖肉煎鱼，肯定拿出来分享，全院和睦得像一家子。

胡同里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49号军科院宿舍的军人，有2号院组织部等单位宿舍，但胡同的主流人群大部分是工人、商人、售货员等行业的基层群众，但不同阶层的人们和睦相处，相安无事。这气氛要归功于院内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的辛勤操劳。我们家的卞奶奶，里院北屋仁慈宽厚的张奶奶、西屋快人快语的李奶奶，还有35号院的高奶奶、吴奶奶。几位老太太年轻时，人生也曾有过短暂安谧的日子，大多识文断字。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都见过世面，但现实生活的残酷使她们要想尽办法，如卖冰棍、看公用电话、替别人家带小孩等一切她们力所能及的手段，来贴补家用。

孀居多年的奶奶们要扛起生活的重担，要拉扯爷爷留下的一堆孩子，所以我打小就没有从她们嘴中说出爷爷的好话。她们把生活中受苦受难的怨气发泄给死去的爷爷。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几位奶奶身上那种老北京老太太特有的端庄得体的“作派”，我从没见过她们中的一位在我们这些孙子面前，在街坊面前，表现出失落感。在外人面前，脸上老是挂着微笑，对襟的衣着,虽然缝着补丁，但干净利落。出门时头发梳得光亮，一尘不染，似乎向外人面前表达着她们对生活的坚毅，乐观，对人生的豁达。从没见过她们之间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红过脸，每当胡同里哪家遇上难事了，院里哪对小两口打架了，出来摆平的一定是奶奶们，最终“事件”处理之完美，绝不会给人落下“话把儿”，也不会让“挨呲”的年轻后辈失了面子。更难忘的是奶奶们的“抱团”过日子，有时哪家“差一顿”过不去了，她们之间互相接济，其实也就几块钱、几斤粮票，现在的年轻人理解不了几块钱的价值，然而也许就是这几块钱的交情，能救了一家人的命。记得我奶奶最大的心愿是“见天”能给孙子一毛钱，让我早餐吃个油条，喝碗豆浆。到了月底，剩下个“毛八七的”就领着我到西四包子铺去吃碗炒肝。而让我至今都感动的是奶奶在我上学后，每月攒出一块钱，订一份《北京日报》，老太太的这一举动让我受益一生。如果她老人家知道我今天以写稿子为生，她会是多么的欣慰。

随着我少年时代的结束，有的奶奶也相继搬出37号院，留下来的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孤掌难鸣，奶奶们治理37号的时代就此结束。37号的宁静和谐的气氛也随之而打破，整条西廊下胡同宁静和谐的气氛也随之土崩瓦解。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这些已故多年的张奶奶、李奶奶、高奶奶以及西廊下北头的姜奶奶、林奶奶，这几位小时候给我恩惠的老太太，属于她们自己的名姓叫个啥，然而这些奶奶们教得诸如“不怕少时苦、就怕老来贫”、“家有千担、日食三餐，舍有百间，夜寝一席”、“喝凉酒，使脏钱，早晚是病”，“凡事横着来，你就顺着想”等等这些人生哲语以及她们待人接物，宁可自己受苦，不让他人挨饿的“范儿”够我受用一辈子。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西廊下出生的孩子，赶上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小改中”。就是西廊下小学，在我们小学毕业后改成了二一二中学，而过去教我们的小学老师也成为了中学老师。有同学戏言，我们一不留神创造了世界之最，比如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从没换过校园，而且有老师从小学一直教到高中毕业。

1962年、1963年出生的孩子命运多舛，生我们的时候，父母可能也就吃饱了肚子，所以饥荒的影子仍然烙在了我们的脸上和个头上。三四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印象最深的是扑天盖地的大字报，学的童谣是“一根藤上三坏瓜”。1969年一上小学，我们是军事化管理体制，以连、排为编制，每位同学都是“红小兵”比如全体西廊下胡同的孩子为一连一排。每天上课的内容就是天天读，学习老三篇。并开展忆苦思甜教育，请一些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来学校做报告，以致后来有了一位老工人讲着讲着水深火热故事时，说最饿是1960年的穿邦段子。虽然这个段子不是发生在西廊下小学，但我们学校却发生为了配合忆苦思甜教育，给我们吃窝头以“牢记着血泪仇”，谁想窝头端上来，居然一抢而空，不够吃的。老师没辙，又往窝头里掺榆钱儿，榆钱儿有点甜味，这下更不够吃了，最后老师只有往窝头掺沙子，但忆苦饭还是没剩下的经历。后来又学习北京大兴的一个叫王国福的农民，“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干革命要一分钱掰成两瓣儿花”。

记得小时候唱的都是样板戏，“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们是工农子弟兵”都给唱腻了。印象很深的是晚上电匣子一有重要广播，就要上街游行，坚决拥护最高指示。有时能从白塔寺一直走到天安门去，从白塔寺到天安门，二十多里地的路程，我们都是六七岁的孩子呀，我记忆中的一次“尿炕”，就是坚决拥抱“要节约闹革命”的那次游行后，在床上犯了浪费床单的错误。课上不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于是学校将我们拉到工厂农村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四季青公社马神庙生产队拔过萝卜，拉练到顺义毛家营公社，吃住半个月。到小食品厂包水果糖等，学工、学农、学商成为我们小学四、五年级必做的功课。

到了1975年，小学毕业时，要“复课闹革命”了，中学的师资出现了短缺，于是我们又成了牺牲品，将小学一锅端到了中学，西廊下小学一夜之间改成二一二中学，校舍还是原来的校舍，老师大部分还是原来的老师。好在那时的孩子好糊弄，英语课没老师教，改学法语，外语学校刚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老师，煞费苦心地要把我们培养成世间最优美语言的传承者，但法语到了我们嘴里，天知道被糟蹋成什么样子。正经的课没人教，上《农林基础知识》一课，最难忘请来这位执教者来自“一线”，他经常在课堂上就用烟丝卷起了“大炮”，好像在田间地头讲解他的根、茎、叶、花、果。

1976年粉碎“四人帮”，重新回到陌生的课堂，学校要将动乱的损失夺回来，发誓要“小改中”的学生中也要飞出金凤凰。记得学校摸底，看看“四人帮”将我们毁成什么样了。老师出题“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一位同学回答，四分之二。老师说，你妈给你半张烙饼，你吃完后又给你半张，总共给了几张，同学回答，一张。然后他向老师一瞪眼睛说，您早说烙饼，我不就会了，说什么二分之一呀。

初三毕业，学校里少数同学通过努力，考取了四中、三十五中等学校，以后才得以考取了大学，但大部分留在二一二中学上高中的同学，终于没有飞出一只凤凰。在1980年高考中，全军覆没。全部名落孙山。二一二中学也随之解散。

2001年，西廊下开始拆迁，前不久，我又回了趟西廊下，胡同已是面目全非，37号院的旧址处，已建起高楼。用不了多久，西廊下胡同就将彻底消失了，然而这条胡同、西廊下小学、二一二中学的故事随同我们青少年的往事将成为我们这代人永久的回忆。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作者：卞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