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德勇

后人在诗作中多次提及勒石燕然，比如王维的《使至塞上》，很多人只记得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却忘了下一句“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而诗仙李白也有“倚剑登燕然，边峰列嵯峨”的万丈豪情。

不过，燕然山到底在哪里？燕然山为杭爱山一说来源于清朝。但是，内蒙古大学的历史学者与蒙古国学者合作考察蒙古高原历史文化遗迹时，在蒙古国境内发现了东汉时期著名学者班固为纪念窦宪北征匈奴的胜利而撰写的《燕然山铭》。此前，《燕然山铭》的具体位置一直未被确认。而这次发现了摩崖石刻铭文，其所处的位置，自然就是汉代的燕然山了。

《燕然山铭》在传世文献中存有文本：一见于南朝刘宋范晔撰写的《后汉书·窦宪传》，再见于萧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这次新发现的铭文，是东汉时的原件。与传世文本相比，文字内容的差别并没有多少。那么，这一发现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在这里，我想告诉各位读者，它首先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镌刻着铭文的那座山在哪里，其次才是刻在山崖上的这篇铭文。下面，我就从远方的那座山开始，谈谈那座山和山上那篇铭文背后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1、燕然山处有荣耀，也有耻辱

提起燕然山和刻在山上的《燕然山铭》，很多人都会随口吟出名句“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苍凉的词语，抒发了一代名臣范仲淹为宋朝苦苦防守西北边疆时的无奈与乡愁。所谓“燕然未勒”，就是藉用窦宪勒铭燕然山的往事作为建功立业的标志，来诉说他正在参与的那场看不见尽头的战事。用现在通行的话讲，范仲淹这种情调，是明显缺乏“正能量”的，尤其是后一句“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羌人的笛声悠扬，寒霜撒满大地，难以入睡，将士们都被霜雪染白了头发，只能默默地流泪。

与此相比，陆游的《夜泊水村》，尽管也颇有壮志未酬的悲凉，却还是充溢着积极进取的意向，因而更能契合窦宪勒铭燕然山的本事：“腰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铭。老子犹堪絶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记取江湖泊船处，卧闻新雁落寒汀。”

以勒铭燕然为标志而光复中原故土，在这里被陆游视作人生的志向。实现这一志向，乃是陆游人生的无上荣耀，所以临终前不忘叮嘱儿子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燕然山，在陆游的心目当中，俨然是一座无上荣耀的山峰。实际上，在范仲淹的心中，也同样如此。这也可以说是宋朝读书士子共有的一种情怀。

然而，若是回到汉朝的真实场景，我们就不难看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他们的一种想象。实际上，在燕然山附近，汉朝军队与匈奴曾发生数次战斗，其中有大胜，也有惨败。只不过人们总喜欢提及最辉煌的时期。

东汉时期窦宪北征匈奴，从数据上看，当然可以说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窦宪出征前，正好南匈奴请求汉朝出兵讨伐北匈奴。窦宪率军与归附的南匈奴、羌胡在涿邪山（今蒙古西部、阿尔泰山东脉）会师。窦宪命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等率精兵一万多，与北单于在稽落山作战，大破北匈奴，单于逃走。窦宪整军追击，直到私渠比鞮海（乌布苏诺尔湖）。此役，共斩杀北匈奴将士一万三千多人，俘获马、牛、羊、驼百余万头，来降者八十一部，前后二十多万人。窦宪、耿秉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自从秦始皇时期起，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上的匈奴，就一直处于严重的冲突之中。先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匈奴就屡次与秦、赵、燕三国发生战争，秦、赵、燕三国在北方大力向外拓展边境。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当年就动工修筑了长城，以稳固北扩的疆域，确保北方安全。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至秦始皇三十二年，有个来自燕国旧地的骗子，名叫卢生，他偷着画了个符，在上面弄上了“亡秦者胡也”五个字。这真是所谓“鬼画符”的事儿，可是一门心思想要长生不老的秦始皇当真了，他把这个“胡”理解为北方的胡人，也就是匈奴。于是，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又一次向北大幅度推移边境线，占领今阴山以南、战国秦长城以北的全部疆土，匈奴则由此又失去一块战略要地。中原王朝与北方匈奴的矛盾，更趋激烈，武力冲突持续不断。至西汉时期，愈演愈烈。

若是站在中原王朝自身利益的立场上看，北方的匈奴可谓头号外敌，也可以说是威胁其安全的心腹大患。这样来看东汉时期窦宪的北征，其历史意义是彻底赶跑了占据蒙古高原三百多年的宿敌，算得上是一场空前的大捷，而且胜得易如反掌，自然可以说是一项很大的荣耀。相应地，铭刻其纪功铭文的燕然山，便成为一个荣耀的山头。

然而，我们若是再多看一看这座小山过往的历史，它却还有过与此截然相反的另一番经历。

“燕然山”这个山名，最早见于《穆天子传》，但《穆天子传》中的“燕然山”是个汉语地名，而北方草原上的这个“燕然山”，却应该是匈奴语的地名。彼燕然山，非此燕然山。看一看它在《汉书·匈奴传》最初出现的时候是与“速邪乌”这个匈奴语地名连称，书作“速邪乌燕然山”，就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按照《汉书·武帝纪》和《汉书·匈奴传》的记载，在西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七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北出五原塞，征伐匈奴。大军出征时风风光光，想不到在回师途中经过燕然山时，却遭匈奴伏击，遭致全军覆没，统兵的将军李广利则很不象样地在山脚下屈身投降。

同一座燕然山，既有惨败，也有大胜，这就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燕然山就是以这样一种姿态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范仲淹和陆游等人不过是刻意选择了另一种他们更愿意记取的记忆而已。

汉朝地图

2、推起来很远挪过来很近

两汉时期经历过如许重大战事的燕然山，经历魏晋南北朝之后，逐渐淡出史籍的记载。匈奴被窦宪驱赶出蒙古高原以后，北方草原地带相继为鲜卑、柔然（即蠕蠕）和突厥所据有。时移世变之后，内地中原的书生，实在难以弄清当年这些化外异族所说的地名、山名到底是在哪里。唐初颜师古注《汉书》的时候，就说不清楚这座著名的山究竟在哪里。稍后章怀太子李贤率人注释《后汉书》，更是对《窦宪传》中“燕然山”这个重要地名未着一语。这显示出颜、李二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实在无法查找到相关的数据，只模模糊糊地知道那是一座远方的山而已。

因为没有确实的数据可以依据，人们便凭着自己的想象，纷纷胡乱推测其可能存在的地点。例如《旧唐书·北狄传》记载说，贞观二十一年，“契苾、回纥等十余部落以薛延陀亡散殆尽，乃相继归国。太宗各因其地土，择其部落，置为州府：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多览葛为燕然都督府。”这个“燕然都督府”的名称，显然与唐人所理解的燕然山相关。今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复原这个“燕然都督府”的位置，是在现在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附近，这显示出在李唐朝廷中一些人看来，当年的燕然山，就应该座落在这一带。

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的标记本

正因为没有清楚的文献记载，唐朝的文人可以把它向远方推去，而且一推就推得很远。江山易主改换成赵家的天下以后，宋朝人当然也可以把它再挪过来，而且可以把它挪得很近。当皇位传到宋徽宗屁股底下的时候，这位皇帝竟然偶发奇想，做起强国梦来。

当时北方的辽国国势衰微，东北刚刚崛起的女真则气势正雄。审时度势，对于宋朝来说，合理的国策，只能是适当扶助契丹，利用它作为防御女真的缓冲器。可是宋徽宗却做出了一个与之相反的决策：同女真结盟，南北夹击，一举灭掉辽国。

宋徽宗的具体筹划，是收复澶渊之盟割让给契丹的幽州（即今北京）周边地区。不过宋朝的兵实在不顶事，自己攻不进去，实际上是女真人拿下这块地后，“施舍”给宋朝的。这使女真人看清了宋朝的虚弱，金兵随时都可能重新攻下幽州。总之，宋徽宗此举是自掘坟墓。办砸了的外交，无以挽回。女真这匹豺狼虽然已经入室，可宋徽宗却浑然不顾亡国的危机，却更在意维护自己在小民面前的形象。

于是，为了彰显联金制辽这一决策的圣明，宋徽宗宣布把辽人的“燕京”，也就是以前的幽州，改名为“燕山府”。其中的奥妙，在于他强行把这里和燕然山联系到一起了。宋徽宗在诏书里特别讲述说：“燕京古之幽州。武王克商，封邵（召）公奭于燕，以燕然山得名。”这完全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胡说八道，一下子把燕然山从蒙古高原上拉到了华北平原的北缘。把它挪得离中原很近很近，简直就是近在咫尺了，犹如变戏法一般神奇。李斯当年给秦始皇出谋划策，支了个高招，叫“别黑白而定一尊”，意思是既然当了皇帝，就想咋说就咋说。黑白都可以颠倒着说，古人路过的一座上，挪到哪儿还不行。反正他嘴最大，不管说得多离谱，满朝文人学士也不能随便议论。

宋徽宗之所以硬要把西周以来的“燕山”（也就是现在的燕山）硬说成是汉代的“燕然山”，就是要把宋军收复燕京同窦宪北伐匈奴获取的所谓胜利紧密联系到一起，以此来极力夸耀这一行动的历史意义，将其提高到足以与窦宪驱逐匈奴的丰功伟绩相提并论的程度。这样，或许能多少纾解一下他所遭遇的困窘和尴尬。

不过假的就是假的，燕山终究没有变成燕然山，垂死的北宋也无法靠强撑的面子再继续撑持下去。没过多久，就被女真人灭掉了，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赵桓也被金兵俘获。

3、真的燕然山面积很小

燕然山的位置，是一处重要的坐标基点，包括窦宪北征之役在内，两汉时期一些重要战争的地理进程，都需要依赖它来确定。若是不能正确地断定燕然山的位置，就无法复原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历史地理要素的空间状态。

进入清朝，人们对燕然山位置的认识，开始改变。清代中期以后，考据学兴盛，而对古代地理的考据也在其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这就使得一些学者试图更明确地认定燕然山的位置；同时，由于清廷辖有蒙古草原，也使得这样的研究在客观上具备了比宋、明时期更为便利的条件。

不过由于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他们实际上只能根据地貌山势来做推断。按照官修《大清一统志》记载的情况，这些学者以为燕然山就是今天的杭爱山。

申报纪念图上的杭爱山

今天的杭爱山是一条很长很大的山脉，它的东端是截止于鄂尔浑河岸边，清人的看法也是如此。《大清一统志》明确记载说，杭爱山是“在鄂尔坤河之北”，或者说鄂尔坤河的源头“出杭爱山南”，这个“鄂尔坤河”就是现在的“鄂尔浑河”，这意味着清人所说杭爱山，其东端应截止于鄂尔浑河以北、以西；也就是说，清朝学者考证的燕然山，最东也东不过这里。

晚清乃至近代以来，研治古代舆地的中国学者，基本上是继承了上述以《大清一统志》为代表的清代学者的看法，把燕然山等同于鄂尔浑河上源以西的杭爱山脉。如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等都是如此。

若是没有新发现的《燕然山铭》摩崖石刻，人们也只能如此判定，但新发现的《燕然山铭》，给我们提供了一项全新而又十分可靠的证据，来重新认识燕然山的位置所在：因为这是窦宪北征路上镌刻在石壁之上的铭文，镌刻着这篇铭文的山丘自然是真的燕然山。什么文献的记载，也不如这项发现更加可靠，更加明确。我们真应该好好感谢内蒙古大学和蒙古国学者的这一重大学术发现。

那么，这次发现《燕然山铭》的山地又在哪里呢？它在鄂尔浑河以南、以东已经很远很远，它是在一条名为“翁金河”的河流的东岸，是一块面积很小的孤立山丘。《大清一统志》记述说，杭爱山是在“翁金河西北五百里”。这也就意味着清廷官修《一统志》所推定的燕然山，不仅不会是现在发现《燕然山铭》的地方，而且至少西北偏离其实际地点五百里以上，这显然存在着很严重的谬误。

燕然山座落在這样一个前人从未想到的地方，似乎稍显怪异，然而仔细分析这一位置，却可以看出，窦宪在这里刊刻《燕然山铭》，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

在蒙古高原南北，中间有一段所谓的绝水地带，史称“大漠”。这个“大漠”，对南来北往造成很大阻隔，其南、北两面分别被称作“漠南”和“漠北”。燕然山位于漠北，却是漠北最靠近漠南的地方，其西侧由北向南流淌的翁金河，也是漠北最接近大漠的河流；同时，在漠南方面，最接近大漠的农业区域，便是黄河河套地区。另一方面，在河套与翁金河两地之间相互来往，又是漠南、漠北之间最为捷近的通道；由这两个地点分別去往古代蒙古草原的核心地带鄂尔浑河流域或是周秦汉唐都城所在的渭河谷地，同样最为捷近。

知悉上述燕然山的区位特点，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当年窦宪在击溃北匈奴后班师回朝的途中，为什么会在燕然山上刊石纪功，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第一，当然因为燕然山是往来大漠南北必经的地方；第二，正因为这里是往来大漠南北的必经之地，才能够使其铭文广为人知，取得最大的宣传效果。才以这样说，那座山虽然很远也很小，但地方却很重要。

《燕然山铭》摩崖石刻局部图

4、窦宪北征的功与过

从表面形式上看，班固撰写的这篇《燕然山铭》，是给窦宪歌功颂德，算得上是一篇“纪功碑”。但这只是当时班固撰写这篇铭文、窦宪命人在石壁上镌刻这篇铭文时的主观愿望，后人看待历史遗物，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是非功过，由不得他们。

窦宪此番北征，看似战果辉煌，实际上站在大汉王朝的立场上，也不值得大书特书。这是因为匈奴虽然是秦代以来中原王朝的心腹祸患，但在窦宪此番出兵讨伐之前，匈奴也已虚弱不堪。

从总体形势上看，北方蒙古高原，必定会存在一个与中原农耕文明不同的游牧政权，而这样的游牧政权也很难避免同中原王朝发生冲突。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原王朝的合理选择，简单地说，只有一个，那就是努力控制局面，让草原上维持一个弱势的政权，以减轻威胁。

东汉立国未久，就对匈奴分而治之。当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依附于东汉，居住在汉朝的北方边地，北匈奴则留在以鄂尔浑河为中心的漠北草原区域。南匈奴和北匈奴的对峙，大幅度减低了对汉朝的威胁，这应该是对汉朝最为有利的局面。

窦宪出兵征讨北匈奴，可能造成两种结局：一是南匈奴北归，重新建立统一的匈奴帝国；二是其他北方民族控制北匈奴留下的真空地带，兴起一个更加强盛的草原帝国。不管哪一种情况，对中原王朝都更加不利。因而，对于东汉来说，窦宪这次北征和后来宋徽宗联金灭辽一样，是一项很不明智的行为。从大战略上看，这首先就无功可纪了。

再就窦宪的具体动机来看，这次劳师动众的远征，实际上是很不光彩的，完全是窦宪和她妹妹窦太后策划的一场政治表演。

汉章帝去世以后，和帝继位。但和帝年幼，窦太后便以母后的身份执掌朝政。窦宪是窦太后的哥哥，自然是她依仗的主要帮手。就在窦氏兄妹控制朝政还不是十分稳固的时候，窦宪由于担心他人分散自己的权力，指使人杀掉了窦太后心爱的情人，而窦太后在盛怒之下，把哥哥关押治罪。

窦宪杀妹妹的情人和窦太后关押自己的哥哥，都是感情冲动之下一时做下的胡涂事儿。稍一冷静下来，自然很容易会明白，窦太后要想控制住权力，要想保证窦氏家族的利益，没有大哥的协助，是万万不行的。不过满朝的大臣都眼睁睁地看着呢，也不能把朝命当儿戏，说抓就抓，说放就放。现在面临的窘境，是兄妹二人如何体面地解开这个套儿。

让窦宪戴罪立功，就是他们解套儿的办法。因为北匈奴当时已经不堪一击，出兵征之必获大胜。有了这个重大军功，不仅可以给窦宪解除罪过，还能再给他加官晋爵，窦氏兄妹也就可以更加牢固地控制朝政。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窦宪北征的胜利。其结果是窦氏兄妹对东汉朝政的全面掌控，开启了东汉历史上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这两大弊政。更远一些的祸害，则是鲜卑的入主中原。这就更没有丝毫功绩可以铭记了。

回顾历史，思索未来，远方那座山看起来在空间和时间上似乎离我们都很远，实际却也很近。

（原标题：“勒石燕然”在何处）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