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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水浒传》创作《八犬传》?论汉籍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力

2018-09-04 09:50 北京晚报 TF0328

前段时间,北京各大博物馆举办了诸如“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等一系列中日文化展览,引得许多观众观看。这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缩影,体现出两国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

作者:周以量


《心经》

这种渊源似乎从秦代就开始建立,中国古代书籍不断输出,日本的学者也一直在接受、研究。至今,日本每年仍会选出“年度汉字”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场合。

在日本,这些中国书籍、知识接受者的身份多种多样:既有作为书法家、文学家的僧人空海,亦有菅原道真这样累世公卿的学问世家传人;“国风文化”开始盛行,作为日本女性文化学者代表的紫式部成为了“弄潮儿”;至于江户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再度出现高峰,日本出现了曲亭马琴这样从中国通俗小说汲取创作养料的小说家。

从这些史实不难看出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之深,日本学者也在接受的同时客观上保存了许多汉籍,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反向影响了中国学者的研究。

空海《心经》

空海:保存中国诗学理论的日本僧人

日本有这么两句俗话:“弘法也有笔误的时候”和“弘法从不挑选笔”。前一句的意思是说,再著名的书法家也有写错字的时候,相当于我国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后一句是说,真正的能人不在乎工具的好坏,都能够干好工作。“弘法”指的就是去年底在电影《妖猫传》中与诗人白居易联手查案的空海和尚,在日本,空海的知名度可以与白居易在中国媲美。空海于公元835年圆寂,之后被追赠“弘法大师”的谥号。

空海于774年出生,18岁时曾入大学明经科学习,后度过了一段修行时间。804年5月,他乘上遣唐使的船,作为一名留学僧开始了大唐之行,与他同行的还有同为三大书法家之一的橘逸势。经过近半年多的航行,空海于804年12月抵达长安。

空海擅长写诗,与大唐诗人也有交流(但目前尚无史料可以佐证空海与白居易有过交流)。在大唐,空海曾写有一首《在唐日示剑南惟上离合诗》:磴危人难行,石险兽无升。烛暗迷千户,蜀人不得过。唐代文人马总看到空海的诗作后,非常吃惊,随即也赋诗一首:“何乃万里来,可非炫其才。增学助玄机,土人如子稀。”

这两首诗都是离合诗。其首句第一个字的一部分为第二句的首字,第三句第一个字的一部分为第四句的首字,然后,这两个首字的某个部分构成一个主题(字)。空海的离合诗则构成“火”加“登”字,即“灯(燈)”字,而马总的离合诗构成“人”加“曾”字,即“僧”字。在我国,离合诗的创作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至唐代出现了一个高潮,作为诗歌创作的余兴,许多诗人热衷于离合诗的写作,空海的离合诗应该与这个背景紧密相关。

空海离合诗的创作应该还与其对中国诗歌理论的关注密不可分。作为一个诗人,空海的诗文作品收录在《性灵集》中,而其对中国诗文理论的关注则表现在著作《文镜秘府论》当中。《文镜秘府论》成书于9世纪10年代,主要汇编了中国的诗文理论。空海编撰这部关于诗文创作理论的书籍的直接原因是应“后生”之托,但编撰这部书的背景就是当时日本文人对汉诗文创作的热情极高。

9世纪初,正是日本的平安时代初期,中国文化在日本受到追捧,尤其在文人之间,用汉语创作诗歌、文章(汉诗文)蔚然成风。但汉诗文的创作有一定的规律,如对仗、押韵等,搞不清楚的话会影响到汉诗文创作的水平。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空海汇集编撰了这部诗文创作理论的书籍。

空海自小就跟随其舅父阅读《论语》、《孝经》等汉籍,学习中国文化,入大学明经科后,依然刻苦学习,阅读诸如《诗经》、《尚书》、《左氏春秋》等汉籍。806年,他从中国回到日本时,除了大量的佛教典籍外,还携带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关于诗文创作理论的著作有王昌龄的《诗格》等(编者按,一说署名王昌龄的《诗格》)。后来,空海将《诗格》的内容编入《文镜秘府论》中。

空海在编撰《文镜秘府论》时利用了他从中国带回的汉籍,更多利用了已经传入日本的汉籍。汉籍传入日本的时间比较悠久,根据日本最早的文献《古事记》(712年)的记载,大约在3世纪的时候,《论语》就已经传入日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传入日本的汉籍越来越多。9世纪末期出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就收录了1500多部、16000多卷的汉籍。这个数量十分惊人,其中有许多书在当时的中国都已经佚失了。

《文镜秘府论》也是如此,其中一些直接引用的诗文理论著作,如(梁)沈约的《四声谱》、(隋)刘善经的《四声指归》、(唐)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唐)元兢的《诗髓脑》等,在我国都已经失传。其中,《诗髓脑》一书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就有著录。《文镜秘府论》中也多处引用了《诗髓脑》中的内容。不仅如此,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编撰的诗学理论著作《作文大体》中就有许多内容因袭了《诗髓脑》。此外,平安时代末期,著名诗人大江匡衡(952-1012)等人曾依据《诗髓脑》的内容来评定诗作。由此可见,《诗髓脑》一书在日本的平安时代颇受文人们的青睐,而空海应该是较早利用这部诗论的人。

除了佚书外,《文镜秘府论》中还保存了一些现存诗学理论著作的佚文或异文。毫无疑问,空海在输入、利用以及保存我国典籍方面都是一个代表性人物。

空海随遣唐使来中国时,已是日本第11次遣唐使了。从广义的遣唐使意义上说,自630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唐使至838年日本最后一次派出遣唐使,2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共派遣了16次遣唐使来到中国。(如果再加上虽然任命了遣唐使节却没有成行的两次以及一次“送唐客使”的话,就是19次。)但这项政策,却因为一位被誉为“学问之神”的汉籍学者的上书而废止。

菅原道真

菅原道真:学习、传授、运用中国典籍的“学问之神”

894年,正是日本宇多天皇执政时期,菅原道真上书要求停止遣唐使的派遣工作。最终,他的建议被采纳。菅原道真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的上书能够阻止实行了200多年的国家计划呢?实际上在日本,菅原道真的名声比空海要大得多。就像我国每当高考即将来临之际,许多考生或其家长会前往孔庙拜祭孔子,以求考试取得好成绩,日本许多考生及其家长也有这样的行为,但他们祭拜的是菅原道真。

菅原道真出生于845年,其家世代为朝廷名臣,也是学者之家。菅原道真幼时即好学,“可恨未知勤学业,书斋窗下过年华”(《腊月独兴》)是他14岁时吟出的诗句。其实三年前,11岁的他就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月夜见梅花》:“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可怜金镜转,庭上玉房馨。”词句、意象虽然略显直白、稚拙,但其写作汉诗的才华由此可见一斑。

菅原道真习惯于用诗来抒发他在人生起伏中的感慨。880年其父亲去世,道真失去了家长的庇护,再加上受到其他文人、学者的嫉妒、排挤、打压,心情十分郁闷,“去岁世惊作诗巧,今年人谤作诗拙”(《诗情怨》)是他此时心情的写照。886年,曾经作为文坛领袖、政坛重量级人物的道真离开京城,前往地方上做官,对世代在京城做官的菅原家族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打击。“我将南海饱风烟,更妒他人道左迁。倩忆分忧非祖业,徘徊孔圣庙门前”(《北堂饯宴》)其悲愤之情跃然纸上。

第二年,宇多天皇继位,道真如遇知音,890年回到京城。此后,菅原道真的仕途又是一路顺风顺水。894年,菅原道真上书天皇,要求停止派遣使者前往大唐,天皇采纳了他的建议,这与他受到宇多天皇的赏识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还有更大的社会文化的原因)。901年,道真突然间被贬谪至太宰府(今日本九州地区),罪名是攀附宇多天皇(四年前已经退位),擅权专横以及企图拥立新皇等。最终,菅原道真在偏僻之地度过惨淡的余生,903年死在谪居之地。其去世前吟咏的最后一首诗歌《谪居春雪》是这样的:“盈城溢郭几梅花,犹是风光早岁华。雁足黏将疑系帛,乌头点著思归家。”思归故乡之情溢于言表。

菅原道真的一生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也有波澜起伏的时候,但其出众的才华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散发出熠熠的光彩。尤其是在理解、运用中国典籍方面,在当时更是出类拔萃。当时,最著名的注释《庄子》的书籍是晋郭象的《庄子注》及唐成玄英的《庄子疏》。根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的记载,除《庄子注》和《庄子疏》之外,包括现在已经佚失的书籍,还著录有19种关于《庄子》的注释书。可见,在当时的日本,《庄子》受关注程度之高非同一般。这从作为大学问家的菅原道真的诗歌作品中可以窥豹一斑。

菅原道真曾写有三首各题为《北溟章》、《小知章》和《尧让章》的五言十六句排律,很显然这三首诗吟咏的是《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中的内容(《逍遥游第一》中有“北冥有鱼”、“小知不及大知”以及“尧让天下于许由”的语句)。在这三首诗前的“小序”中,作者明确指出:“其措词用韵,皆据成文。若有暗之者,见篇疏决之。”也就是说,这三首诗在措词、用韵方面依据的成玄英(唐代道家学者)为《庄子》作的笺疏。例如《北溟章》的最后一句“适性同逍遥”就出自《庄子疏》的“逍遥适性”,《小知章》开头两句“知分明又暗,年定短能修”源于《庄子疏》的“智则有明有暗,年则或短或长”。

除此之外,菅原道真还有不少诗句涉及《庄子》。如:“此夕无他业,庄周第一篇”“韦诞含珠悲老蚌,庄周委蜕泣寒蝉”“始终虽不一,请我学庄周”“海水三翻花百种,形骸外事总忘言”等等。菅原道真多次吟咏与《庄子》相关的诗歌,很显然他是熟知《庄子》并从《庄子》中获得某种共鸣的。他把对中国典籍的理解化为情感上的喷发口,融入到诗歌中,树立了诗人运用中国典籍的模范。

虽然751年编撰的《怀风藻》中收录的道公首名的“昔闻濠梁论,今辨游鱼情”(《秋宴》)的诗句早于菅原道真很久,但毫无疑问,至菅原道真时,诗人在充分阅读、理解中国典籍的基础上,将自身的经历、情感投射在典籍里蕴含的深意之中,然后再升华为凝练的诗句。这种创作方式将中国典籍的运用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紫式部

紫式部:运用中国典籍进行创作的女中魁首

菅原道真向朝廷建议停止派遣使节来中国,其大背景是日本大力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日本称之为“国风文化”)的需要。从9世纪末期开始,“国风文化”的大旗逐渐飘扬起来。随着日本本国文字假名的出现,尤其在女性中间,“国风文化”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弄潮人”就是紫式部。

紫式部出生于藤原世家,这个贵族家庭到紫式部的父辈时候基本上已经衰落。紫式部并非她的真名,不仅如此,紫式部的生卒年亦无准确说法(据推测大概出生于973年左右,大概去世于1020年前后)。人们之所以称她为式部,大抵是因为她的父亲藤原为时曾担任过式部大丞一职的缘故。唤为“紫”则是因为她在《源氏物语》中创造一个叫做紫姬的女性形象,这个形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紫式部出生时,虽然家道中落,但其父亲所具有的学识以及中国文学的修养还是非同一般的。《源氏物语》是紫式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紫式部对中国典籍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特别是在白居易诗歌的运用方面,大到故事情节的构思,篇章的结构,小到诗句的引用,紫式部信手拈来,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例如《源氏物语》第一卷“桐壶”中说桐壶帝对其更衣(妃子)宠爱有加,“只要她住在身边,几乎片刻不离”,“有时皇上起身很迟,这一天就把更衣留在身边,不放她回自己宫室去”,这完全是《长恨歌》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更专”的改写。

《源氏物语》第十卷“杨桐”中叙述藤壶皇后在桐壶天皇去世后,有心出家,“她回想桐壶院在世时对她无微不至的宠爱以及恳切的遗言,觉得现今时世大变,万事面目全非。我身即使不惨遭戚夫人的命运,也一定作天下人的笑柄。”

这里所说“戚夫人的命运”很显然指的是《史记》或《汉书》中关于戚夫人的记载:戚夫人得到汉高祖刘邦的专宠,打算立自己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但迫于大臣们的压力,刘邦没有立刘如意为太子。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即位,随即将戚夫人囚禁起来,让她整天舂米。戚夫人悲伤欲绝,但最终被吕后折磨成“人彘”而死。对戚夫人的这个命运,紫式部只是点到为止,而不具体说出戚夫人究竟具有怎样的命运,由此可以推断,作者不仅自己知道戚夫人的命运如何,更设想读者也完全了解戚夫人的命运。此类引用在《源氏物语》中还有很多,看来紫式部对中国典籍应该是十分熟悉的,不仅如此,阅读《源氏物语》的读者应该对作者的引用也是心知肚明的。

《史记》一书于8世纪中叶就已经传入日本,《续日本纪》(757)中有关于《史记》的记载。《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著录有六种《史记》的版本。正由于这种对中国史书了解的积淀,当1934年日本汉学家泷川龟太郎(1865-1946)出版《史记会注考证》时,立刻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引用版本之重要、资料之详实,考证之细致在当时是无人出其右的。实际上,至今80多年过去,这部书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曲亭马琴《八丈绮谈》 葛饰北斋绘

曲亭马琴:我国通俗小说的利用达人

至江户时代(1603-1867),汉籍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又达到另一个高峰。江户时代在输入汉籍方面出现了大量引进了我国的通俗小说的全新特点,当然,这与通俗小说在我国的明清时代尤其发达是紧密相关的。曲亭马琴是日本江户时代相当著名的小说家,出生于1767年,本姓龙泽,名兴邦,曲亭马琴是其创作通俗文学时使用的号,此外,他还有蓑笠渔隐等别号。

1791年,他的第一部通俗文学作品(黄表纸)《尽用而二分狂言》出版。1802年,马琴前往京都、大阪一带(当时称作“上方”)旅行。通过旅行以及和“上方”文人的交流,马琴文学上的才华得以在一种叫做“读本”的小说方面发挥,1804年,他出版第一部读本小说《月冰奇缘》,此后,他在读本小说创作方面一发不可收拾,后还出版了日本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1814-1842),马琴的文学生涯达到顶峰。

《八犬传》大量汲取我国白话小说中的养分,特别是《水浒传》。《水浒传》在江户时代特别受人们的青睐,成为许多江户文人学习、模仿的对象。马琴也想创作出能够与《水浒传》相媲美的作品。最终他选择里见家族的八个犬士为主人公,围绕这八个犬士展开小说情节。除《水浒传》之外,马琴还从《三国演义》等其他通俗文学作品中吸收营养。

《八犬传》一开始叙述了八个犬士的来历,与《水浒传》“楔子”中的“洪太尉误走妖魔”如出一辙,《水浒传》的描写给予了马琴以构思上的启发。《八犬传》中第一百三十九回叙述犬江亲兵卫奉政元之命与家将比武的一段情节与《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依梁中书之命令与周谨、索超比武的情景极其相似,甚至连比武时取掉枪尖以免伤人的细节也都一模一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琴在创作《八犬传》时,刻意模仿使用了我国小说评点中提出的方法,如主客、伏线、衬染、照应、反对、省笔、隐微等所谓的“稗史小说七法则”。这些法则其实是后人(金圣叹、毛宗岗等)在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作品时总结出来的,马琴阅读了这些评点本的中国小说,所以能够充分利用后人总结出的法则进行创作,尽管有“理论先行”的可疑之处,但当我们阅读《八犬传》时,还是能够体会到作者对这些理论的理解是恰到好处的。“伏线”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比较常见的手法。在《八犬传》中随处可见。例如,《八犬传》第七回叙述金碗八郎自杀身亡时,一团鬼火出现,“好像有个女人的影子在大辅身边突然消逝”。这其实是第十三回金碗八郎之子金碗大辅射杀八房,出现在伏姬面前情景的一个伏线。

《水浒传》具体传入日本的时间已不可考,但我们可以从日本僧人天海(1536-1643)的藏书目录中看到《水浒传》的名字,所以说17世纪前期《水浒传》已经传入日本大概是没有问题的。《水浒传》传入日本后,模仿、翻案之作大量出现,如《湘中八雄传》《本朝水浒传》《日本水浒传》《女水浒传》《忠臣水浒传》等。但无论从阅读、理解,还是从模仿、翻案的角度看,曲亭马琴都是首屈一指的。

 

(原标题:汉籍在日本)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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