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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吴冠中:出身贫寒志在艺术 拜名师访巴黎勤学不辍终成大家

2018-06-25 09:35 北京晚报 TF2018

站在时间的肩膀上回看,吴冠中的中国画底子并不深厚,对传统中国画的理解,可能远不如他的授业老师潘天寿,也许,正因为如此,吴冠中才有勇气和能力“推”开传统中国画里的“陈”,创造出“新”中国画。浸淫不深,才有可能得其意而忘其形,取其魂而弃其壳。

作者:孙晓飞


与朱德群相遇改变人生

吴冠中说自己的少年时代是“苦瓜人生”,其实和当时的大多数人比起来,这些只是“小清新的小痛苦”。他在自述里说,“我家有十来亩水田,比之富户是穷户,但比之更穷之户又可勉强接近当时当地的小康之家,只因成群的孩子日渐长大,生活愈来愈困难。我家的牛、猪和茅厕挤在一起,上厕甚臭,我常常到田边去撒尿,父亲对此倒并不禁止,只是说尿要撒在自家田里,那是肥。我家也养着鸡,大约五六只。天黑了,鸡们自己回家进入窝里。于是要提着灯去数鸡的数目,会不会少了一只。然后关上鸡窝的门。”

这样的生活,颇富田园气息,但在吴冠中的眼里,这一切都是灰色的不堪回首,如他所说,“童年认知的苦是穷”。

吴冠中191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闸口乡北渠村,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人们主要依靠种稻、养蚕、捕鱼生活。江南出才子,吴冠中与徐悲鸿的家乡无锡,更是才俊倍出之地。

吴冠中的父亲是乡村小学校的教师,又是下田劳动的农民。而他的母亲,是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这样的家庭构成,让吴冠中自小有书卷气,同时也有母亲身上遗留的“破落贵族气”,甚而还有农民父亲身上的质朴气。这些气息,混合在吴冠中身上,形成吴冠中独特的个人魅力。

对于母亲,吴冠中有着深厚的感情。母亲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诗性,这样的诗性,或许也由基因进入了吴冠中的体内,让这个倔强的乡村孩子,有着些许的多愁善感。吴冠中这样评价母亲,“文盲未必是美盲,母亲颇有审美天赋,她敏感,重感情”。母亲身上那敏感的气质,可能造成了她失眠的痛苦,这样的气质,不易与人相处,这也使得她与丈夫之间,“真有点水火不容”。这样的性格,多多少少也影响了吴冠中。

吴冠中“从中年以后就患失眠,愈老症愈重”。在吴冠中看来,失眠,“最是人生之大苦”。吴冠中说:“我同情我那可怜的母亲,上天又偏不让我继承父亲健康的神经。谁也没有选择投胎的自由,苦瓜藤上结的是苦瓜子,我晚年作过一幅油画《苦瓜家园》。苦,永远缠绕着我,渗入心田。”不过,这样的人生之“苦”,对于他的同乡、一天走几十里路奔波三个学校教书的徐悲鸿看来,似乎不值一提。

吴冠中6岁时,父亲在吴氏宗祠支持和委托下创办了私立吴氏小学,并由吴氏宗祠的会计转任吴氏小学的校长,吴冠中成为这所以吴氏祠堂房舍为教室的第一届乡村小学的学生。

据吴冠中回忆,这所小学,“连父亲三个教员,两个年级合用一个教室上课,学生是一群拖鼻涕的小伙伴。”

彼时的吴冠中,与艺术全无缘份,终日捧书,一心向学。小学毕业后,他考入了和桥镇上的鹅山高小,住到离家十里的和桥,开始了寄宿生活。

小小年纪,一切都要自理,这在当时的寄宿学校,几乎是常态。也许与幼年时,常常提灯赶鸡入笼的经历有关,这个多子之家的长子,在离家十里的高小,处理起自己的个人生活来,丝毫不觉有何压力,学习成绩也十分理想。一个学期下来,不起眼的吴冠中成绩全班总分第一。这样的成绩,振奋了吴家全家人,也鼓舞了吴冠中自己,“高小毕业了,该上中学,江南的名牌中学我都敢投考,而且自信有把握。”

但对于一个多子之家,父亲不但要考虑长子的成长,更要考虑家庭的负担能力,考虑吴冠中弟妹们的成长机会,因此,尽管吴冠中已经显示出了超人的学习能力,但父亲还是不肯让他一人独享发展机会,已经上到高小的吴冠中,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尽快就业,成为家中的经济来源之一。

吴冠中在自述中说:父亲打听到洛社有所乡村师范,不要费用,四年毕业后当乡村初小的教师,但极难考,因穷学生多。我倒不怕难考,只不愿当初小的教员,不就是我们吴氏小学那样学校的教员吗!省立无锡师范是名校,毕业后当高小的教员,就如鹅山小学的老师。但读免费的高中师范之前要读三年需缴费的初中部。家里尽一切努力,砸锅卖铁,让我先读三年初中,我如愿考进了无锡师范。凭优异的成绩,我几乎每学期获得江苏省教育厅的清寒学生奖学金,奖金数十元,便仿佛公费了,大大减轻了家里的压力。

鹅山小学注定等不来天资聪颖的吴冠中,连他父亲也等不来一个按他的规划来生活的儿子。在应该进入师范部学习的时候,吴冠中的“志气”,或者说“欲望”,随着年龄膨胀。他在自述里说:“读完初中,我不愿进入师范部了,因同学们自嘲师范生是稀饭生,没前途。我改而投考浙江大学代办省立工业职业学校的电机科,工业救国,出路有保障,但更加难考。我考上了,却不意将被命运之神引入迷茫的星空。”

如果按着这样的路径,吴冠中也许会像他的同乡钱伟长一样,成为一个科技名人;或者至少像他的另一个同乡钱钟书一样,成为一个文化名人,但他的父母和他自己本人也没有想到,他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

当时的教育体制规定,大学新生要集体军训。吴冠中在浙大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完一年后,要在暑假集中军训。军训时,他和国立杭州艺专预科的朱德群(后来吴冠中、朱德群以及赵无极被称为“法兰西三剑客”)被编在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而他与朱德群的相遇,改变了吴冠中自己的人生。吴冠中这样讲述这段改变的过程:“一个星期天,他带我参观他们艺专。我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图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我开始面对美,美有如此魅力,她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她捕获许多童贞的俘虏,心甘情愿为她奴役的俘虏。十七岁的我拜倒在她的脚下,一头扑向这神异的美之宇宙,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农家穷孩子,为了日后谋生好不容易考进了浙大高工的电机科。”

那一年是1936年,吴冠中17岁。正是从那时起开始,他像一匹不肯归槽的野马,“决心,甚至拼命,要抛弃电机科,转学入艺专从头开始”。

父亲的伤心和失望是可以想见的。父亲竭力反对,因为“他听说画家没有出路”。对于一个困苦的家庭来说,实用,永远比艺术来得更直接。

但幸运的是,尽管父亲竭力反对,但他没有阻止吴冠中的选择。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这个17岁的儿子,走上了一条他不理解也不知道前程的路。

在杭州艺专兼修国画和西画

不过,在此之前,吴冠中并没有艺术功底,也没有经过艺术方面系统的训练。这个年轻后进,在贸然闯入缪斯家园的时候,尚懵懂无知,与那些早有艺术熏陶之辈相比,可谓资质不佳。好在,早年的知识积累和文化底蕴,让吴冠中有资本可以后来居上,虽然艺术基础不佳,但吴冠中靠与生俱来的聪颖和勤奋,还是在艺专立稳了脚跟。

更加幸运的是,吴冠中赶上了中国艺术最好的时代。成立于1928年的杭州国立艺专,首任校长是刚从北平国立艺专校长任上卸职而来的林风眠。当年,因为蔡元培的鼎力扶持,年资虽浅的林风眠,却取得了不孚众望的成绩。林风眠聘用的老师,多从法国留学归来:林文铮、吴大羽、蔡威廉(蔡元培之女,二十世纪早期重要的油画家之一)、李超士、雷圭元、刘开渠、方千民等,都是当时接受过西方现代美术教育的精英。

这些留学归来的画家兼美术教育工作者,培育中国学生的方法,也与他们的法国老师完全相同,从授课方式到教学观点,都与法国几无二致。

学校图书馆里,艺术资料也多从法国而来,其后占据中国艺术教育体系主要位置的俄罗斯写实艺术,没能纳进这所学校的教学框架,以至于后来吴冠中听到列宾的名字时,竟然十分陌生。

在向西方现代艺术完全敞开怀抱的同时,林风眠要求学生们首先对造型的基本功——素描有着充分的感觉。学校规定,凡入校新生,都要在附中学习三年素描,然后才能正式进入专科学习。

这样的苛刻要求,对于其他基础较好的学生来说,或许是种煎熬,但对于向无美术功底的吴冠中来说,正好可以补上过去丢下的课程,从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有资料说吴冠中的艺术启蒙老师,是其父亲的老友缪祖尧。在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一书中,吴冠中描述说:“缪老师什么都会画,画山水,画红艳艳的月季和牡丹,画樵夫和渔翁。有一回父亲用马粪纸做个笔筒,糊上白纸,缪老师在上面画个渔翁、一只大鸟和大蛤蜊,画成后给我讲解这画的是鹬蚌相争的故事。”

没有资料证实吴冠中跟从缪祖尧学过画画,更没有资料显示吴冠中在那时,便开始习画。从吴冠中自述类文章中传递出来的信息分析,吴冠中看缪祖尧老师画画,大抵只是孩童的休闲方式之一。吴冠中喜欢去缪老师处延宕时日的,大约还有其他“小心思”:“他画中休息时总拿些铜板叫我去小茶店买酥糖、月饼等点心吃,每次分一小块给我。”

这一小块的点心,对于弟妹甚多、家境困难的吴冠中,堪称极好的诱惑。

可以这样说,没有深入系统学过绘画的吴冠中,恰好可以在国立杭州艺专的学习中,不受传统的负累,而敞开胸怀接受一个新世界。

不过,杭州艺专在科系的设置上采取中西合璧的教育观点,这对吴冠中的影响同样深刻。向无传统中国画功底的吴冠中,得以在潘天寿的带领下,对中国艺术史及传统中国画的技法一窥堂奥。吴冠中跟着潘天寿,学过一年国画,“大量临摹石涛、弘仁、八大、板桥及元代四大山水画家的作品”。

这一年,或许仅仅是吴冠中对中国画的入门训练,却也引发了吴冠中内心深处对国画的热爱。1937年11月,全校师生在林风眠校长的率领下开始了流亡生活,随着战火蔓延,东躲西藏,八年中校址先后搬迁七次之多。吴冠中在回忆文章里说:“学校在不断迁移中上课,一路都有日本飞机来轰炸,在湖南沅陵时,几乎三天两头有警报,但并未真的投炸弹,因此在警报声中我干脆留在图书馆里临摹古画,让管理员将我反锁在里面,他自己上山进防空洞去。”

1938年,林风眠因因各种原因,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艺专的教育理念也因之发生重大变化。1939年,杭州国立艺专国画西和画正式分家。吴冠中最终放弃了国画,选修西画,但他自己却说:“国画的因素却不断在我思想感情的深处发酵,并且随着岁月推移和学习积累,我愈来愈体会到,国画和西画虽工具不同,但在艺术本质上却是一致的。”

站在时间的肩膀上回看,吴冠中的中国画底子并不深厚,对传统中国画的理解,可能远不如他的授业老师潘天寿,也许,正因为如此,吴冠中才有勇气和能力“推”开传统中国画里的“陈”,创造出“新”中国画。浸淫不深,才有可能得其意而忘其形,取其魂而弃其壳。

留学巴黎研修油画

1942年,国立杭州艺专毕业后的吴冠中,成为重庆大学的一名助教。1946年,吴冠中又考取全国公费留学绘画第一名。艺术之神让吴冠中暂时放弃中国画,回到西画的故乡去,饱饮西画的营养,再回来反哺和改造中国画,最终让传统中国画在他的手里,改天换地,日新月异。

1947年春,吴冠中辞别父母和新婚妻子朱碧琴,离开中国前往法国巴黎。他在《望尽天涯路》中描绘初抵巴黎时的激动情景:“我到了巴黎,不是梦,是真的,真的到了巴黎了。”

在法国,吴冠中师从苏佛尔皮,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苏佛尔皮教授工作室研修油画。苏佛尔皮不仅深深影响了吴冠中的艺术观念,而且在回国与否的问题上,对于吴的选择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1950年,吴冠中学成归国,苏佛尔皮给吴冠中的临别赠言是:“艺术是一种疯狂的感情事业,我无法教你,也许你的决定是对的,你应该回到中国去,从你们17世纪以前的传统根基上发出新枝来。”

这段法国留学经历,彻底地改变了吴冠中。

吴冠中自己所写的一段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法国老师与吴大羽、潘天寿们到底有何不同。

在法国,吴冠中接受的教育和训练,是中国的老师们从未设想过的场景:“我在巴黎学习时,我们工作室接受巴黎音乐学院的四幅壁画:古典音乐、中世纪音乐、浪漫主义音乐和现代音乐。创作草图时,是先起草这四种音乐特色的形线抽象构图,比方以均衡和谐的布局来表现古典的典雅,以奔放动荡的线组来歌颂浪漫的热情……然后组织人物形象:舞蹈的姑娘、弄琴的乐师、诗人荷马……而这些人物形象的组合,其高、低、横、斜、曲、直的相互关系必须紧密适应形式在先的抽象形线构图,以保证突出各幅作品的节奏特点。”

毫无疑问,这样的训练,不但与传统中国画有天壤之别,与上一代画家对西画的理解,也大相径庭。苏佛尔皮对吴冠中的指导,超出了大多数传统中国画家所能理解的范围:用线条来表现抽象的音乐旋律,而不是再现具体的物象;把音乐图像化,同时可以用线条具象地表现,但超出了可视的物象范围。

从这一段描述中,很容易发现吴冠中水墨画里的抽象元素,与这样的学习背景有关。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才有了吴冠中对中国画革命性的创新。

乡村生活中转向中国画

1950年,吴冠中回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吴冠中被调往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水彩等纯技法课。离开“央美”的吴冠中,也想融入时代,做一个时代能够接受的画家,但无奈的是,时代总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价值规律。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属于吴冠中。

他的学生汪志杰回忆说,吴先生画过一幅反映工农兵生活的画作 《一朵大红花》。“那时,他家住在煤渣胡同。有一天他带我去看他的近作。进门后,我看见他家墙上挂了一块布。他把布一掀开,我当场吓了一大跳。画中,一个老农坐在椅子上,全身布衣,戴八角帽。因为吴先生对后期印象派画家塞尚等的风格情有独钟,人物的脸、衣服、帽子,全用土蓝色,还微微泛黄。只有胸口别了一朵大红花。”汪志杰对吴冠中说,“工农阶级只能用火红色基调,要充满血红地去反映。这幅作品要是发表出去,后果相当可怕。”

向主流艺术观靠拢,当时是吴冠中的一种主动选择,但结果令他非常失望。无奈之际,吴冠中选择了风景画。这一时期,让国内美术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1959年的井冈山写生和1961年的西藏写生作品,徐悲鸿的学生艾中信在《油画风采谈》中评价说:“很注重笔精墨妙的吴冠中,在他近年来的风景画作品中日益显现他对油画色彩和用笔的技巧的音乐感。”

1970年,时任“工美”教师的吴冠中和全校师生一起到了河北获鹿李村。 在这里,痴爱艺术的吴冠中买来村里写语录的小黑板作画板,用老乡的粪筐作画架,坚持他的艺术创作,学生们笑称他为“粪筐画家”。

客观地说,这一段生活,对吴冠中影响很大。他自己在文章里说,“文盲不等于美盲。我的画是具象的,老乡看得明白……当我画糟了,失败了,他们仍说像,很好,我感到似乎欺骗了他们,感到内疚;当我画成功了,自己很满意,老乡们一见画,便叫起来:真美呵!”

那一时期,吴冠中画的高粱、玉米、冬瓜、石榴,“或嫣红、或金黄,充满了令人心动的自然之光。”对色彩以及点、线节奏的敏感观察与处理,是吴冠中区别于他人的艺术品质。比如,同样是乡野里的桑园,在他的眼里,却有着“密密交错着的线结构画面”,因此,大家熟悉的普通场景,他也能从中发现特别的形式之美;在乡村的山坡和田地里不停地选换观察位置,目的是为了“找、选、配、组织既入画又合理的构图”。因此,同样的乡村生活,却带给吴冠中不一样的艺术感受。这样的经历,让吴冠中不自主地浸入艺术的炼狱,从而主动放弃带有浓郁西方色彩的油画,而渐渐转向带有浓厚中国文化意味的中国画。

1976年之后,吴冠中的时代终于来临。春江水暖,吴冠中敏感地预知了新时代即将开启,因此,他挣开被扼住很长时间的喉咙,清了清嗓音,大胆地向新时代放歌。1979年5月,吴冠中在《美术》杂志发表《绘画的形式美》一文,公开谈论艺术形式问题,在中国美术界强引起烈反响。在这篇引起轰动的文章里,吴冠中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口号:油画必须民族化,中国画必须现代化。

1980年3月,吴冠中在《美术》发表《造型艺术离不开人体美的研究》一文,指出人体美是造型艺术的基本功。文章中,学养丰厚的吴冠中深刻地剖析了西方现代艺术的造型之美,均来自于人体之美。

当年10月,他在《美术》杂志发表《关于抽象美》一文,指出“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为了让人们不至于被他的观念刺激太强烈,吴冠中提出,抽象主义的文化资源不止来源于西方,在我国的传统绘画中,就有这样的形式出现,更有这样的画家用中国画的方式,表达着抽象的世界。数篇文章的发表,让吴冠中在国内外艺术界声名鹊起,中国美协江苏分会与江苏美术馆为他共同主办了“吴冠中作品展”,他也于第二年出任“第六届全国美展”评委,并于1985年,以66岁的年龄,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艺术史研究家迈克·苏立文教授曾这样说:单凭发表的文字就足以使他在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他那强烈、简练与坦诚的表达方式,可与他所崇拜的凡·高媲美。

不过他自己则说,“越到晚年我越觉得绘画技术并不重要,内涵最重要。绘画艺术具有平面局限性,许多感情都无法表现出来,不能像文学那样具有社会性。”他还说:“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丹青负我。”不过,从对中国画创新这个角度来说,吴冠中这一生不负丹青。

抗战时期,吴冠中就读的杭州国立艺专迁到重庆璧山。年轻的吴冠中看见当地女孩身穿大红袄,有一天他突发异想,做了一件大红袍穿在身上。2010年6月25日23时57分,吴冠中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吴先生走时,身上一件旧的红夹克,脚上一双以前写生穿的旅游鞋。”他的学生刘巨德感伤地说。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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