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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松创办《汉声》成中国传统工艺主阵地 曾归纳命名“中国结”

2018-05-08 10:05 北京晚报 TF0328

对于传统工艺爱好者来说,《汉声》杂志是重要的知识来源,也是一把标尺,即便制作周期超长也值得读者等待。《汉声》还是同好之间的“暗号”,对于懂《汉声》的人来说,这个名字代表着品位的相似。《汉声》最初是英文杂志,于1971年在台湾地区创刊,彼时旨在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的传统工艺。数年之后,经济腾飞,越来越多的国人却遗忘了中国传统工艺及其所蕴含的厚重文化。由此,《汉声》停掉英文杂志,改做中文杂志,向中国人介绍中国的传统工艺。

本报记者:袁新雨


图片来源:版面截图

今年4月28日,《汉声》在首届中国设计权力榜获得了年度设计特别贡献奖,创始人之一的黄永松到场接受颁奖。在与这位老人的对谈之中,既能感受到他对于传统工艺的拳拳热爱,亦能体会他对于中国设计的殷殷期望。

2018中国设计权力榜现场影棚拍摄的黄永松近照 李欧文 摄

从衣食住行中汲取灵感

75岁的黄永松头发全白了,发际线也高,倒显得精神矍铄。与他握手,能感到从这双干瘦的手上传来的温度和力量。当他走过中国设计权力榜颁奖现场的安检门时,从腰上摘下标志性的腰包,放到传送带上。离近以后能看清,这个腰包很旧了,边角的地方也有些磨损。黄永松说,这个腰包里装着他的全部家当,走到哪里都系着。

四十七年来,黄永松都是在奔走中度过的,因为他是记录中国传统民间工艺、文化杂志《汉声》的创始人、现任总策划。每月30天,其中10天黄永松在北京、10天在台北,处理编辑业务,剩下10天要在全国各地奔走,搜寻民间文化的传承。有时他会出席一些活动,同有志于中国文化或探寻中国味道设计的人分享一些理念和思路,这次出席中国设计权力榜也是如此。

在中国设计权力榜的颁奖中,《汉声》获得了年度设计特别贡献奖。颁奖词很好地概括了《汉声》的特质:近半个世纪在中华大地的持续奔走,建造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基因宝库,持续为中国本土文化设计搜寻着传统之美与自信之源,秉持着“为多数人设计”的理念,推动民族产业从“制造”走向“创造”。

颁奖现场,黄永松穿着湖蓝色的对襟褂子,同色系的宽松裤子以及翻毛的灰色鞋子。他告诉记者,这样穿很舒服。传统风格的服装也许很难被当下的年轻潮人们接受,但对他来说,确实合适且舒适。作为《汉声》的代表人物,黄永松身上透着中国文化浸出的温润气场。这种气场体现在他温和的语气上,而清晰的思维和口齿,又让他看起来不像一位古稀老人——也许这是几十年的深入田野给他的馈赠。

《汉声》杂志是喜欢中国传统技艺人群的重要“阵地”,这本创立了四十多年的杂志一直坚持着深入到田野中采访、拍摄,一定要找到手艺人、匠人,把制作的流程完整记录下来。这也使得《汉声》的制作、发行流程特别漫长。这么多年,这本杂志只出版了百余期。这丝毫不影响杂志的吸引力,曾经有读者因为某家书店有售《汉声》而认可这家书店;更有读者会花费比原价高一两倍的价钱来收藏曾经错过的《汉声》。

创立之初,《汉声》是一本面向外国读者的英文杂志,名为《ECHO of Things Chinese》(中文大意是“中华之物回声”)。创始人之一的吴美云留学回到台湾,看过黄永松作为美术指导的电影之后便找到他想一起做一份报纸。“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不会做报纸’。”黄永松回忆起了这段四十多年前、在他看来是“那么远的”往事。彼时台湾民间不能办报,吴美云转而想做一本杂志,黄永松的回答依旧是“我不会”。不过,在吴美云的坚持劝说之下,黄永松还是同意了,而吴美云当年“做一做就会了”的说法,也演变成了《汉声》沿用至今的宗旨——“边学边做”。

杂志最早的选题灵感其实来自于黄永松讲给吴美云的一段童年回忆。小时候,母亲让黄永松踩咸菜,而贪玩的孩子总是踩一踩就跑掉了,然后又被母亲抓回来继续踩。正是这般生动的童年回忆以及发轫于衣食住行的乡土民情打动了吴美云,也让《汉声》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以田野调查兼图片、文字并陈的手法表现其内容,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

1978年,台湾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城市里高楼拔地而起,生活节奏变快,文化趋于快餐化,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由此,《汉声》希望创造一个好的文化氛围来缓解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但将英文杂志直接转成中文的方法并不可行:因为英文版最初是为了平衡中西方文化,向外国人横向介绍中国文化;中文版《汉声》则希望让中国人认识到自己文化的珍贵意义,本质是纵向的传承,衔接古今。就像传统文化学者俞大纲告诉黄永松的那样,“要做一个肚腹”。因为“传统就像头颅,现代就是双脚,现在的情形是把传统抛在后面,双脚往前跑,是一个缺乏肚腹的断裂状态,你要做一个肚腹,把它们连起来”。由此《ECHO》改名“汉声”,此名取意“大汉天声”。

“明代学者王艮曾经提出过‘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黄永松告诉记者。四十多年来,《汉声》也一直坚持着从生活的最本来面貌中提取文化的脉络。他们坚持采录“中国的”“传统的”“民间的”“活生生的”技艺,而采录的每一项技艺就像一缕缕丝线,共同绣出了自古以来生活中蕴含的文化,也清晰地标明了文化的来路。

深入乡村拯救濒危技艺

四十余年来,《汉声》收集、记录了许多传统手工艺的步骤流程,将民族之声留存下来。多年前出版的《福建土楼》记录了用夯土建造的神奇楼房。这一册是《汉声》团队同黄汉民先生(著名建筑研究者)至闽西调查土楼的田野记录,记载了土楼的特色、类型以及其中居民的生活,还将四十六座土楼的平面、立面、剖面、俯视图及实景一一展现;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大陆出版的《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曹雪芹扎燕风筝考工志》两册则是《汉声》以曹雪芹撰写的《南鹞北鸢考工志》一书为基础进行编辑整理出版的,以歌诀方式讲解各类风筝的制作方法。

2004年,台北“惠山泥人展”

《惠山泥人》记录了堪称江南民间艺术一绝的惠山泥人。《汉声》和东南大学艺术学系邀请喻湘涟和王南仙两位技艺大师,六年间示范教学了三百多件惠山泥人,完整呈现了这一工艺和文化。2007年出版的《梅县三村》则讲述了广东梅县三个传统客家村落的故事。那里保存有许多围龙屋,是研究客家住宅颇具代表性的聚落。这一册《汉声》是三村围龙屋的乡土建筑调查报告。以论述和访谈配合村落、屋宅测绘图,详细记录梅县围龙屋之演变,同时呈现了客家人宗族观念的改变。

对于《汉声》来说,他们所做的不仅是记录,更通过发掘留存了许多技艺。《夹缬》就是汉声发掘并留存技艺的实录。“夹缬”是一种雕花夹板的印花染色工艺,《唐语林》记载:唐玄宗时,宫中女官柳婕妤将其妹所做的夹缬进献,受到了皇上的称赞,“因敕宫中依样制之”。时至今日,仍有唐代制作的夹缬屏风在日本正仓院保存。到了宋代,统治者曾以“布衣须素”为由两度禁止夹缬工艺,这项工艺由此在中原地区中断,这项工艺反倒是在当时辽金地区有所保留,上世纪八十年代,应县还出土了辽代夹缬南无释迦牟尼像。同一时期,艺术学者张道一了解到浙南有一种用夹板印制蓝印花布的技术,之后又看到了日本藏家收藏的夹板印染的“百子图”,方才明了“这是一种长期被认为失落的艺术,却在民间默默地延续了数百年”,并产生了要将这种技艺的一切都弄明白的想法。正在这时,《汉声》找到了张道一,提出要去浙南采访,并以此为起点,制作了“中国土布系列”,除《夹缬》之外,还包括了《蓝印花布》、《彩印花布》、《手织土布》以及《扎染》等册。

《汉声》顺着“百子图”的线索找到了浙江苍南的八岱村,在这里见到了当时仍在从事夹缬生产的陈康算和薛勋郎,并且全面拍摄记录了他们的生产过程、工艺步骤。正当《汉声》人感叹这种印染方法生产出的蓝布“宁静、大方”,并下定决心要好好报道,让更多人知道这种技艺的神奇时,薛勋郎的几句话却如晴天霹雳一般打击了众人:“这是最后一条夹缬了,以后再也不做了。”原来,下游不再需要这样印染出的花纹布艺,而染坊所用的手纺土布也已经用尽,陈、薛二人也决定不再印染夹缬。

经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高压禁止,转而在民间默默传承千年的工艺却要在眼前消失,这是《汉声》人难以接受的。震惊之余,《汉声》思索着在现代化浪潮、时代剧变中挽救濒危手工艺的方法。为了留存这门技艺,《汉声》询问染坊主人薛勋郎,染坊需要多大订货量才能维持。最终,《汉声》认购了一千条夹缬技艺生产出的“百子图敲花被”。所幸,随着《夹缬》的问世,唤起了各界对夹缬技艺的注意和关切,让八岱村俨然成了夹缬的最后堡垒,夹缬技艺得以留存。

将民间编织艺术归纳整理为“中国结”

黄永松曾带领《汉声》做过贵州土布的选题,在贵州各地搜集蜡染布办展览,给城市居民看。资料搜集差不多完成的时候,黄永松得知有一种叫做竹刀木蜡的古法技艺,用竹片蘸蜡去画布面上的花纹。在采访过程中,《汉声》获知瑶族地区还在沿用这项工艺,便去当地寻找。采访完成后,想买一小块这种技艺生产出的土布,以丰富后期展览上的展品。当地地陪说没问题,很快弄了一块成品给黄永松。

算好钱要走的时候,突然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冲过来,手脚很灵活,一把就把布抢走了。地陪说这是他一百多岁的曾祖母。黄永松以为是老妇人不愿意卖,便决定不夺人所爱,上车去了。等了一会儿,地陪过来了,老妇人跟在他后面。地陪说老太太答应卖给黄永松。原来,老太太刚才剪去成品上两个无伤大雅的部分,留了下来。黄永松不解,地陪的曾祖母说:“我把身体给你,灵魂留下来。”

“我当场就愣在那里了,不只是感动,而且被打了一棒。对于现今贪婪物质的城市人而言,我们以为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到,这个问题让我非常震撼。”黄永松在一次分享中这样总结。贵州蜡染布的纹样是跟当地生活所见的事物密切联系的,表达了人们对祥和生活的希冀。每一块蜡染布一煮,纹样就没有了。所以每一块蜡染布都是独一无二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百岁老人的眼中,这生活中用的蜡染布也有着“灵魂”。

某一项技艺之中承载的“灵魂”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在黄永松看来,“昨天是今天的历史,昨天的经验可以供明天参考”,他也多次讲过一个人的爷爷、爸爸就是他的历史。这些历史之中承载的技艺,也许暂时用不上,但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智慧确实是值得借鉴的:“一些技艺可能暂时用不上,就会失传,而我的工作便是把这些技艺尽量周到的记下来。其实有很多古时的智慧今天没有使用。现代人应该对我们的历史文化多了解,才能有底蕴。”黄永松这样说,过去的人经常使用竹子家具,尤其文人很喜爱竹子的品格,但是又有人认为其不登大雅之堂,又或者认为其强度不够,不堪久用。但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竹子经过改良已经可以作为一种强度足够的新材料使用,“一棵树长成可能需要十年,但是一根竹子只需要一个月就能长成”。保留竹文化,便为竹子重新作为家具的主要材料提供了可能性。

汉声出版的《中国结》系列

如果说竹文化的传承显得有些抽象和难以触摸的话,黄永松致力采录、宣扬的中国结艺文化则在今日家喻户晓。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黄永松便在民间向老人学习编结技法,经过学习和整理,他将民间编结艺术总结归纳成十余种基本结、十四种变化结,并将其命名为“中国结”,出版了《中国结》系列。从此,“中国结”红遍世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黄永松说,中国结是最能代表中国人品格的象征。在许多场合,中国结都不是抢眼的主角,但却在恰到好处的地方点缀着。黄永松说:“中国结在编扎的时候都用一根线,但是保持直中、对称,代表着有始有终、端正。这种韵味牵引出了中国人特有的情绪,这便是所谓的‘情韵’了。”

“文化应该慢下来”

宋代苏轼有云:“技进于道。”《汉声》致力于寻找中国传统技艺中承载的文化,正是在寻找“技”所依托的“道”。这“道”在黄永松的眼中其实是一条道路,是来时的历史,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从传统的技艺之中汲取美感,也正是他心中设计的意义。黄永松告诉记者,母亲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的“设计师”,要设计家庭成员的衣食住行。《汉声》就曾出版过《黄土高原——母亲的艺术》,详述剪纸的种类、表现技法、题材和构图。并介绍陕北黄土高原窑洞里十九位老大娘的剪纸作品。此外,《汉声》还在与政府的合作下于宁波开设了天工慈城,展出以“母亲的艺术”为主题的织布、染布、刺绣、成衣等传统技艺。这些带有生活韵味的缓慢美感,也正是黄永松和《汉声》所追求的。

《汉声》2018年出版的《大过狗年》封面,黄永松告诉记者,过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缩影。汉声这些年来每年都会在新春之际出版年画合集,有趣的是,这么多年竟然没有过重复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之丰。

眼下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似乎对于信息的快速交互很享受,但黄永松却不这么看,他说:“什么叫享受?身心舒服才叫享受。”在他看来,帮助生活便捷、快速的机器只是工具,而人不能被工具使用。黄永松说:“现代人追时尚但是不认识美。生活的节奏太快,快了就没有滋味。”所以他认为生活应该从更广义的维度上慢下来,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产品要能引导生活,让生活慢一点。黄永松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他反问记者,唐诗为什么美?接着笑着自己回答,因为很多唐代诗人是要游历天下的,他们的旅途是缓慢的。正是在悠悠飘忽的一叶扁舟上,唐人才吟出了最美的诗句。这游历过程,正是他们对于生活的慢慢体会以及发酵过程。黄永松缓缓地说,所以文化应该慢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快。

黄永松曾经在一次活动上说,大家用几分钟就浏览完毕的《汉声》封面,却用了他们四十年的时间。这四十多年的光景,实际上是《汉声》人在身体力行地弥补空白,从早年做时“没有人理”,到现在政府大力支持背景下的对于传统文化、生活文化的发掘,黄永松感叹:“我们所做的贡献,也是对我们自己的福报。”让人欣慰的是,《汉声》现在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年轻,“90后”以及来实习的“00后”都有,黄永松说:“年轻人应该参与到整理工作中。”

1971年至今已经四十七年,黄永松的《汉声》生涯仍在继续。记者本想采访《汉声》的主力编辑,但他们最近正忙于整理最新的采录成果并准备出版,采访也只得留待《汉声》新作付梓之后。确实,与《汉声》相关的产品不能速成,从来都是。

(原标题:“汉声”之声)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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