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山

《中国文学史》 钱穆 著

四个方面 存在缺陷

通览钱穆此作，至少在四个方面存在较大缺陷：

首先，细节考证不深入，人云亦云。

比如对于钟嵘将曹操诗列入下品，钱穆颇有不平，但此说并不新奇。明代王世贞最早提出异议，徐学夷、王士禛、刘熙载等继之，其实钟嵘在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嵘今所录，止乎五言”，曹操的代表作以四言为主，且曹操属乐府，在当时不属文人诗。钱穆不查也就算了，叶龙还要“神补刀”，称：“曹操在文学史上成就与特殊地位，实为钱师近代最早之发现者。”令人不能不笑。

再如“李白是最难评论的一位诗人，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名声远在杜甫之上”，亦无依据。李白在世时诗名仅与孟浩然同列，直至百年之后，经韩愈大力揄扬，方被视为唐诗冠冕，此处钱穆错得离奇。

再如，谈苏东坡时居然扯出苏小妹，称“苏家还有一位苏小妹，文才亦不弱”，证诸史料，苏东坡只有三个姐姐，并无妹妹。钱氏大概是野史看多了。

钱穆版《中国文学史》中近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引文，此外多属文学常识介绍，谈小说未及《金瓶梅》，言明代散文忽略公安派、竟陵派，谈现代文学则只有鲁迅、林纾，如此粗线条勾勒，居然舛错连连，不能不说，钱氏在文学史方面没下过多少工夫。

其次，美学观念陈旧、迂腐，不具备写文学史的能力。

全书真正谈文学观念的，不过三四处，其中透露出的文学观堪称业余、不值一驳，如“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钱穆似乎很推崇文学中的“自然”，亦即写真情，可问题是，在人类的情感中，哭泣是最浓烈最真实的，可如此“一任自然”，真会有人欣赏吗？

再如“所谓文学，并非将生命、感情放进去就成为文学，而是将生命、感情及有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的”。由于缺乏定义意识，这些话恐怕只能钱穆自己能看懂，什么是“内在生命力”，它与“外在生命力”的分野在哪里？无非又是用概念来解释概念。

通观全书，钱穆并无成体系的美学观念，可见作者对文学理论涉猎甚浅，尚不具备写文学史的资格，勉强写来，无非是古人点评式批评的延续，而且更肤浅、更无见识。

其三，对西方文学缺乏基础的了解，却好妄言。

在钱穆版《中国文学史》中，作者动辄将东西方文学并立而论，可惜每次都说错。

西方文学有丰厚的传统，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钱氏“西方人一直认为道德意识是不能加进文学中去的”“西方文学史是娱乐性的”之类断言过于勇敢，基于他相关阅读太少，甚至连西方人的道德文章、反娱乐性文学都没见过，正所谓少见多怪。

傅斯年曾批评说，钱穆关于欧美的知识皆抄自《东方杂志》。虽然刻薄，可从这本钱穆版《中国文学史》来看，确实如此。

弘扬本民族的文学无可厚非，但不能用贬损他人、坐井观天的方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钱穆一口一个学问，可从本书看，却体现出他治学不严谨的问题。

就在钱穆发出“全世界都已没落了，英美在今日也已没有大文学家出现”之叹时，正是萨特、加缪、贝克特等大师纵横的时代，居然被本书一笔打倒，不能不说，钱氏视野之狭窄，已到了多么可怜的地步。

其四，自造规律，主动入魅。

钱穆专注于通史，对断代史的琐碎论证常有批评，认为历史不贯通去理解便难有真见识，这自然有一定道理，但通史之难，在于材料不断翻新，而新材料往往会推翻旧说，所以在今天敢于做通史的学者非常少，因为一旦钻进去就会发现，所谓的“发展脉络”常常是人工制造出来的，既无法证真，亦难证伪。
通史写作常受时代背景、个人气质影响，要摆脱这些因素的误导并非易事，故一本佳作需要多年打磨，而钱穆版《中国文学史》显然未经充分锤炼。

一方面，钱穆仅以庙堂文学的文体为依据梳理文学史“脉络”，未免过于粗疏、简率，由于忽视了从乐府到宋词，再到竹枝词的这一脉，故钱穆版《中国文学史》表面看似乎将中国诗歌、散文的脉络理清了，其实解释力严重不足，既无法说明骈文为何几度复兴，又难说清推动文体变革的动力何在。

另一方面，钱穆未脱进化论窠臼，处处套用“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公式，故只能以今解古，不能透过文学变化去深入体察观念史、接受史的变迁，结果就产生了“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千年以后读者也能看懂”式的虚妄，可钱穆怎知千年以后读者读懂的不是一个误会呢？这就自动钻入了“文章千古事”的魅惑中。